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前景的经济角度观察

作者：马晓野，来源：FT中文网

美国六十年以来最大规模、对峙最激烈的总统选举尘埃落定。尽管新政府组阁过程中，入局的政治任命候选人的加入也会带来一定政策理念的磨合与修正，新政府也还无例外地要在运作初期经历各政府部门职业官僚的“规劝“或者说”驯化”。更有深层次政治运作体系(deep state）在一系列重大变革性问题上与特朗普行政当局的互动。但是，目前已经可以根据相关信息，并结合历史情况进行分析和观察。

由于中美在朝鲜战争后长期隔海对峙，长于以军事实操推演及相关逻辑入手，进一步研究两国关系的文章较有影响力。依据各种国际关系理论推演两国未来关系的演进也是一种主流的研究方式。这两类研究互相影响，相互补充，在普罗大众中影响广泛。而媒体从中习得的知识、观点和立场，经传播在社会上扩大。大众传播舆论的反馈虽说不在大雅之堂，其对民众，甚至知识界的中美关系的认知也形成一些影响。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世界的稳定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中美关系尤为重要。本文要谈的是，从经济角度观察中美关系可以进一步补充流行研究的缺憾。多一条经济方面的系统性观察线索，可以使我们的整体认知框架更为完整。

一、国际关系中的经济逻辑

过去八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在各个重要领域都出现了严重的不相容，甚至对立。事情发展到现今，中美双方以及美国国内民主、共和两党都明确表示、承认、或者默认，显现的矛盾冲突背后是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冲突。这些冲突，是不可能通过外交技巧和手段予以调和的，只能管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社会意识形态引领国际关系，到用相对宽泛的文明差异看待世界，承认多样化世界应该能容得下各种不同的世界观，再到两个大国重新认定相互关系中的世界观、意识形态，是“房间里的大象”。幻象结束后再看几十年间的 变化，划出了一条弯曲的线。

回顾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历届总统大选，竞选一直是以双方抢话题，争着批评中国，攻击对方的中国政策作为抢答加分项。中国的内政外交都曾被放到美国政治辩论的显微镜下观察，中方不予接受的理由是美国戴着“有色眼镜”。即使在那种时候，美方负责经济关系的谈判官员私下交流时笃定地说：两个恋人争吵，是很想要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才吵的。到克林顿、小布什和后来奥巴马竞选时，中国议题开始渐渐沉寂。这次的选举情况又有不同。客观地观察，经过两届四年政府轮流执政，特别是贸易摩擦升级，双边关系失去了经济贸易这个多用途缓冲、制动器，加上疫情冲折的事后沉淀，这次大选严重对立的两党政纲中，高度一致的方面唯有对华政策。

自1980年中美缔结双边经济贸易协定，中国开始全面与美国交往以来，在朝在野两党对中国问题从争议，急着甩锅，再到空前一致，这其间发生了许多事件。要想从这一变化过程中理清问题的全貌，还有必要在前面提到的军事和外交两个强势研究话语系统之外，深入、完整地整理经济因素的基础性影响，才能对上面的既定思路有所矫正。因为，如果一旦心中思量、担心、不甘、不愿公开讨论、又认同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中美之争是生死之争的设定来思考，来讨论，来筹划，其他重要的诸元也就都成为了细枝末节了，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进一步了解这次大选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

观察中美关系的既定认知模式已经为接触相关领域的人群所熟知。也是由于历史原因，该认知模式在国际关系界深入人心，形成了一种思考定式。尽管国际关系史专家的观察内容在经济方面略有扩展，但是绝大部分国际关系史专家对经济的观察拘泥于时间序列的数字比较，疏于发掘经济原理、经济运行规律、对外部世界的经济诉求以及外部性暨溢出效应对国际关系的基础性影响。经济这个观察视角并未形成逻辑化的连续统。对经济关系问题的碎片化观察、描述和讨论，不利益建立扎实的认知框架。试着站后一步，扩大视野观察并思考双边关系，也许是有益的。

为了开始下文的讨论，我先介绍几个不该被漠视的重要基本事实，作为讨论问题的起点。首先人类社会活动是围绕经济这一核心展开的。其次，民族国家之间始于殖民开发的国际关系，先是以贸易引路，发展到获取物资，再到获取自然资源和人口等经济要素。也就是说，经济始终是王权国家和民族国家对外部世界的核心诉求。认识这个基本逻辑对我们调整观察视角十分重要。

世界摆脱了中世纪的宗教战争之后，建立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该体系下，各国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第一前提就是，不再允许为信仰而战。各国只应为利益而争斗，甚至诉诸战争。摈弃了推行信仰的战争，争夺利益的战争的残酷程度大幅降低，这也就留下国家间了为经济而和平争斗，直至诉诸武力的近代外交的发展。这是相对神权至上的中世纪，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进步，是国际关系文明基础对过去的扬弃。这个分野如此重要，但是国内舆论场和一些学者对此似乎有所不知。这里试着举两个例子以加深印象。前几年ISIS（伊斯兰国）发动的实际上就是一场跨民族国家的宗教战争。美、俄和其他国家联手，暂时搁置中东问题的其他分歧，分头出兵打败了ISIS。此行动事实上是共同维护了不为信仰而战这一现代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基本准则。俄罗斯总统普京前些天在瓦尔代俱乐部会议上长篇发言中表示要离题谈到哲学问题，他的重要表述就是，俄罗斯与其他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在俄乌战争打了三年，面临进一步升级的今天，俄罗斯的这一小心翼翼的说法，有利于防范西方国家忆及前苏联的国际战略，把俄乌战争嵌入为信仰而战的模板，进行更有力的战争动员。普京关于价值观的表态，与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大众读者一厢情愿的心理默认是不一样的。弱化了价值观因素，在各国经济深度交融的今天，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更显重要。

笔者浅显的非专业看法是：地缘政治理论的主要观察依据是实力，讨论的是实力约束条件下的战略合纵连横。地缘政治思考不可或缺的底层要素是一国的经济基础及其对外部世界（市场）的经济贸易诉求。这些经济诉求在国际扩张的早期，由于运输条件所限，先是获得一些显性财富，如金银、珍稀物品。然后早期非显性的人口、资源、贸易势力范围及海陆交通渠道这些经济要素，随着现代化工业生产组织和技术进步，迅速成为各国追逐的主要标的，并往往为此诉诸战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美国20世纪40年代对日本的石油禁运，迫使日本孤注一掷发动了直面美国的太平洋战争，以维持经济资源获取通道。日本二战期间对外发动战争有多种考虑因素，但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经济动因比较简单明了。

二战之后，美苏两大集团主导的国际关系向以意识形态对峙为要务的一侧全方位倾斜，传统地缘政治博弈理论也在这一背景下得到了进阶发展。尽管各国以集团形式在国际上争夺、控制经济要素的经济底层逻辑，一度被核战争的威胁所遮蔽，一旦开始两大阵营划地为限的“和平竞赛”，世界就开始了以非战争手段争夺经济资源的长时间的国际关系新阶段。始于“缓和”(Détente),后继发展到核军控，核裁军，这些重要进展使国际关系有可能重新回到经济体对外部世界的经济诉求这一中心，成就了世界追求经济和平发展的一段美好时光。由此，大量的重要的国际经济关系新准则和系统性的国际经济贸易法律制度安排，通过谈判付诸实施。这一阶段的国际经济贸易空前发展，带动了同期世界财富爆炸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穷国富国都从中受益。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动用武力保障石油等重要资源以及对其他经济资源的武力获取始终存在。但是更重要的新的经济发展要素：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将世界市场视作可运作空间的跨国经营等各种创新模式，以无以伦比的影响力改变了传统制造业。制造业的跨国发展改变了一国和世界的经济逻辑。整个国际关系连同其背后的经济博弈基础也随之相应调整。获取先进技术和控制高技术出口，成为国际关系博弈的重点 部分。在这里，军事与安全因素与实质性的经济利益关切互为表里，很难处理得当。

我们向既有的国际关系认知框架中补充了上述经济相关的缺损部分，或者让被军事技术和国际政治研究遮蔽下的经济底层逻辑显现之后，接下来可以通过观察美国大选的经济逻辑，做进一步的思考。

二、美国大选的经济逻辑与中美经贸关系

美国大选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发展愿景的全面竞争。两种愿景中的对华政策源于其自身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要摆脱近年来关注具体动作的刺激—反应式互动对我们的思考方式的不利影响，解构相关的底层经济逻辑，而不是简单地仅以受到影响后的自我感受为基础去“投射“中美关系。

这次大选之所以被称为60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大选，24年来最激烈的对决，是指双方就美国愿景展开了充分的交锋。经过竞争和比较，选战动员出了大量从不投票的选民参与投票，选举结果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主流民意，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共和党选举结果显示了其政纲的在蓝领阶层、中产阶级中得到认可。有一个观察是，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这两个大票仓的出口民调结果显示，拉丁裔男子实际上是共和党胜出民主党并拉开实质性差距的重要力量。无论从我们天然接受的阶级分析方法，导向性宣传，还是共情感召对象等各种靠谱不靠谱的一厢情愿去看，这一群体都应该是美国各族群中以劳动者，工薪阶层，自雇人群主体的典型族群。共和党这次在真刀真枪的愿景竞争的选举中，能褪去大资产阶级代言人的画皮，不是借花言巧语，或挨一粒子弹的悲情就能做到的，靠的还是其愿景能动员起大多数选民的共情。

民主党奉行的是进步主义身份政治集合战略，把各种庞杂的主张尽可能多地整合起来。在经济主张方面，尽管在冲刺阶段启用了集各种政治美誉为一身的奥巴马出面，反复细数哈里斯经济发糖支票，并在演讲中数度告诉选民，总统能做到的事情不多，需要一步步改善大家的生活。

两相对比，共和党侧重经济政策愿景中的对产业、企业扶持，比民主党杀富济贫，增税再向低收入阶层发糖更能激发劳动者和中产阶级的热情。也许我们可以说，对特朗普个人特质看不入眼的中产阶级，把票投给特朗普，投的是他们寄以希望的“体面”的工作机会（莱特希泽语）。这一主张顺应了选民的意愿，产生了动员效果。

思考中美两国关系先要做到知己知彼，要深入分析这一届选举反映出来的美国民意，再将中美关系置身其中。面对严峻的现实，不能再简单地用自己未经推敲的、不严谨的一厢情愿去投射对方。我们需要重新看待产阶级、工薪阶层的多数票投给共和党这一“叛逆行为”。这些人拒绝了民主党发糖的实惠，也不是因为被“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抽象口号激起了亢奋之情，才投给特朗普。他们关心的是在美国经济发展愿景中的个人机会。

在美国面临的诸多国际经济问题诸中，贸易逆差其实不是什么特别大不了的紧迫问题。长期逆差是不健康的，但是在现在和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出现美国因贸易逆差无法支付进口，需要借助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体系的情况。贸易逆差给美元汇率带来的压力，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用其他宏观金融手段消解。借逆差现象，反省制造业的“体面、有尊严的职位”流失，检讨贸易与就业冲击对美国社区乃至整个社会消极沉沦趋势的作用，是特朗普竞选理念打动人心的部分。

分析美国国际关系各个经济侧面的问题，再层层分析、提炼这次60年来最大的政治对决中主流民意的各个关注点，是留给学者们的长期研究课题。通过大选观察对华关系相关的经济问题，我们应该明白，处理经济关系中的痛点时，不可能再局限于商品、外汇这些显性问题而不思考社会深层次的问题。我们要矫正思维惯性、完善认知框架。找准问题，才可能在应对的时候少出错棋和废棋，少耽搁时间。

为了得到一个完整的概念，这里简要回顾几个关于国际经济贸易的重要的背景事实。

第一，二战后世界经济体系重建伊始，谈判重建新的贸易体系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国际贸易增加就业。国际贸易组织的奠基会议，旧金山 “联合国贸易与就业会议”名实相符，不应该被误读。

第二，多边贸易体系在迅猛推进自由贸易的同时，明确的附带约束是，要给受到自由贸易损害的产业提供必要的保护。相关企业运营情况和社会就业数据就是观察指标。历史上，在公平贸易的情况下，当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升级冲击过大，如纺织品贸易跨国转移大规模发生的时候，多边自由贸易体系还安排了完全违背自由贸易原则的贸易配额来限制出口数量的，以便让进口国能够准备好新的劳动就业岗位。

第三，美元汇率实行自由浮动，而对利率的调控则通过盯住通货膨胀、就业两个指标来操作 。汇率和贸易平衡状况是利率调整的可牺牲部分。从过去美国政策取舍的实践看就业与贸易平衡两者的优先序，显然是后者的重要性一直弱于前者。

有了这些概念，再来回顾一下中美经贸关系互动的过程。

八年前特朗普当选，中方给出了百日行动计划的巨额进口订单。美方接受了中方的善意，但强调希望寻求制度性的解决。之后美方仍发起301调查，四个月完成调查后，宣布了加征关税的产品清单。中方没有在实际征收特别关税前与美方谈判达成其他替代解决方案，对于美方重要内阁成员集体访华提出的谈判要价方案，中方初步认为要价的三分之一可以谈，三分之一绝不容谈判，另外的三分之一中方准备自己调整不必谈（这既是在表达愿意处理对方关注的问题，也是在拒绝将这些拟让步内容纳入双边法定义务的范围内）。在美方的法定时间框架内，双方既没能通过谈判，剔除加税清单内的一些产品部类，也没能具体坐下来讨论拟被加税商品的水平高低是否合适。

此时，贸易问题已经与双边关系的其他问题有了捆绑的迹象，贸易摩擦成了中美一系列问题与矛盾的象征性首战。

美前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开始通过一系列的演讲和文章，把国际贸易体系的基本关注点“贸易与就业”这枚硬币的就业一面，结合美国社会的现状翻到了明面上。到此次大选之时，历经八年，两届政府都秉承了这一处理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理念。可以预见，今后处于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过程中的美国，会延续这八年来形成的对外经济贸易关注点，在处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时会着眼于国内就业层次的提升，兼顾其他经济诉求。

三、加征60%关税及其影响

观察这次美国大选，关注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我们应该在头脑中补上八年来被忽略的这些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路径。这有助于我们客观分析现状，思考未来。

思考未来，则首先不得不研究的就是，2025年1月20日新总统班底接掌政府之后，如果决定对中国产品加征60%关税一旦落实，意味着什么？

60%关税这个概念大致相当于美国历史上大萧条时期《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史无前例的总体关税水平（具体商品及税率会有很多的不同，这里的对比只是给大家一个大致概念）。有资料说，当时加权平均关税率达到了59.6%（加权平均是把贸易量作为权重的计算结果，与简单平均结果不太一样）。如果美国决定按照60%的水平对中国产品征收进口税，大致上相当于对中国产品比照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最高档税率征收进口税。这一档也就是美国当初开始与中国接触，解除贸易禁运时对中国产品适用的关税水平，不过，在1980年中美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后不再适用。按双边贸易协定的规定，中国产品开始享受最惠国待遇档关税。由此看来，美方提出60%关税的概念是有其出处和依据的。

一旦决定对中国产品加征60%关税会有哪些法律困难和经济后果呢？法律上看，美方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1980年双方签署的贸易协定使用的是“最惠国待遇”条款。后来克林顿执政时期，为了避开《杰-瓦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针对共产党国家移民问题的年度审议，避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该审议机制与WTO一般规定有矛盾，美国单独通过了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法案。取消对华进口的低关税待遇恰好可以利用这一法律的历史变化倒退回去。可以认为，美方这么做没有多大的国内法律障碍。这种情况对中国是不利的。

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法律动议，即通过立法取消给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则是一个更不利的情况。因为一旦将来中美经济贸易关系有转机，再想越过这种新设的法律障碍会很棘手。

这在WTO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多边法律问题？国内舆论场中常见的表述分不清国际条约的法定权利与义务、国际安排主张的精神和原则这两件事情。笼统地说某种做法违反WTO规定，这是非专业的说法，错在对制度性安排的法定权利和义务，以及不具强约束性的精神和原则不加区分。如果中美两个WTO成员，就加征60%关税问题进入WTO解决争端程序，精神和原则就只是背景，不能作为具体判断的根据。

根据当时中国加入议定书的条款规定，以及15年推进市场化改革过渡期的具体规定，中方可以呼吁，可以表达不满，但是要想获得有利的裁决很困难。当然，WTO解决争端的独特特征是，在解决争端的全过程中，提供各种机会窗口，辅以仲裁或调停手段，鼓励双方通过谈判和磋商解决问题。只要双方达成一致，撤回诉讼，此案的争端解决就算成功。双边、多边轮番谈判，是增加解决问题机会的一种积极的程序性安排。需要重点解释的是，与绝大多数非专业人员的印象很不同的是，多边经济贸易体系更多的是说理的场合，是谈判解决矛盾的场合，而较少是裁决对错的机构。道理很简单，在涉及成员国内部利益集团的问题上，判定某方错误，而且没有多边强制执法措施跟进，判了也不解决问题。

开征60%关税会有何经济影响？尽管前文说过60%基本上回到1980年前的高档关税水平。考虑到绝大多数产品中国并不具有垄断性技术优势或者原材料垄断优势，世界上同类产品竞争者众多，一旦关税改变了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被竞争者挤出美国市场是大概率的事情。从长远看，即使将来歧视性的高关税能降下来，中国产品要想重回美国市场，不是关税水平回归就能够实现的，还要与已经取而代之立足于美国市场的其他国家产品或本地产品进行竞争。

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个脱离实际的想法，“东方不亮西方亮”，可以另行开辟新的国际市场。以往的教训是，一旦一个最大的市场关闭，由此引起的贸易转向会对其他市场造成冲击。迫使其他受影响的市场也采取保障措施（safeguard measures）。历史上就曾发生过，一项中国出口产品被判扰乱市场被加征关税，一连串的市场相继受到贸易转向冲击而相继关闭，致使该中国产品全面退出国际市场。

以上是加征60%关税的预期影响。有利的消息是，根据美国海关原产地规定，产品原产国是有法定判定标准的。一般情况下，判定原产地的增值标准是40%。按此标准，很多大跨国公司在华加工贸易的增值百分比都是较低的。在这方面有一些比较扎实的研究或专著可供参考，这里不再赘述。也就是说，这一大批中国出口产品，按照美国海关原产地规则判断，可能不属于被征税范围。需要关注的是，如果大量中国原产产品出口遇阻，一大批外资加工贸易产品依法可以继续享受低税率向美出口，中国方面如何处理这一复杂现象。如果经济贸易政策方面缺乏一定的知识又义愤填膺的意见领袖们，顺势把“不平等待遇”的义愤，引向在华外国投资企业，再把它们当作报复的目标，可能造成的贸易和其他附带损失就会很大。

在听闻美国新政府要对中国产品加征60%关税，一批意见领袖就开始研究若干取道他国设厂或设伏进入美国的“妙招”。这些热心群众的动机是好的，思考的方向也不是太离谱，但是这些都要在认真研究第三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优惠安排、自由贸易协议中原产地规定的基础上，依法依规实施。先声夺人鼓动舆论帮不了企业，还会引发预警招致麻烦。

在美国正式出台加征关税措施之前，各种方案都在考虑之中。特朗普又提出要对中国产品加征10%关税，以迫使中国加大控制芬太尼前体出口的合作力度。还提出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更高的关税。从这些变化中可以看出，特朗普也在变换思考角度。也许，他已经意识到在2018年对2000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基础上再提高60%的关税，就是一种禁止性关税。禁绝了贸易，税也就征不到了。不如把关税武器化，用来解决芬太尼走私问题。这倒是为中美之间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留下了余地。

四、总结性评述：未来中美双边关系的观察要点

中美经贸关系在过去的八年中，几乎成为其他各项关系的摩擦和斗争的“石敢当”，还令人遗憾地沦为两国关系公式中，各项核心利益之外的残差项。现在又较确定地要接受下一步新的考验。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间曾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立志改革美国现存深层政体，经济上要更侧重为蓝领和中产阶级提供更多的体面、有尊严的工作机会，要改变社会向下沉沦，开阔向上流动机会的这一场美国国家实验中，双边关系中有逻辑的连续观察要点有哪些呢？

第一，在经济贸易方面，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由莱特希泽-戴琪具体实行的、旨在增加美国体面就业机会的贸易政策，上挂了遏止美国社会沉沦向下的责任，又在这次大选的共和党的愿景比拼中，“悲情”地占有一席之地，还得到了多数选民的支持。我们必须了解这个新发展，让原有的双边关系的认知框架更加完整。

第二， 在两国关系的场景设定方面，两国几届政府都申明，两国不是敌人，不寻求把对方当作敌人，不寻求意识形态对抗。互相都表示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两国都表态，在一些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问题上，要进行合作。这几年，双方领导人做了积极努力，双方对各自的核心立场都做了清晰的表述，也得到了对方严肃的正面反馈，阻止了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滑落。但令人无奈的是，双方的舆论导向并不是同向的。就国内媒体而言，近年来，不断地对重点领域比较双方力量的消长，这已成为了一种引领舆论的流行方法。考虑到本文开头提到的除军事技术思维、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外，还有媒体携舆论对政策的影响，从两国目前的情况看，舆论明显地在强化中美关系各个领域的对立和比抗心态。国际关系界有一句至理名言：“把对方当敌人，对方就能变成敌人”。同样，经济学提示变化的时候也有类似的 “预言会自我实现”的说法。对这个倾向我们需要仔细观察，认真对待。

对于为数不多的官方正式交往，报道更多地描述为以攻为守、唇枪舌剑的严肃对阵。根据这样的报道，研究者会问：这是正常国家关系的技术性博弈，还是对立国家关系的外交策略？这又涉及另一个严肃问题：双方是否在对立关系这个问题上已经心照不宣达成了非正式共识？或者只是报道营造出来的烟花效应？

国家对外关系决策层级很高，局中人或旁观者研究问题和发表意见时要慎重。慎重不是不说或不做增加透明度的报道，也不是堵塞言路，而是要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不可臆断，更不可义气用墨。

将双边关系的各个方面做简单的、公式化的两边对列，虽然方便将新的数字、事实归入其中以测度变化，但这样的观察和思考方法也限制了人们的思维。因为这个公式过于浅显，依此产生出来的模板，从根本上隐去了人类社会活动围绕经济这个中心展开的基本事实，而且也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基础，其他一些领域属于上层建筑，受基础制约的论断不符。中国自身经济的张力是研究对外关系的基础，中国经济发展对外部世界的诉求是对外关系研究的起点而不是相反。最近八年来，特别是疫情期间，中美关系各个领域递次呈螺旋式下降，国家安全相关的军民两用高科技出口政策的突出变化凸显了国家安全问题考虑优先于经济考虑的倾向。中美对弈引起的安全担忧成了力压其他领域问题的“王炸”。

第三，在对待双边关系的思维模式方面，官方智库代表在最近的世界政治与经济学年会上开始公开谈论安全与经济的复杂关系，认为如果为安全考虑，不惜经济代价，经济搞不好最终也可能更不安全。能这样思考问题，在以前是不多见的。现在，特朗普政府主张的美国愿景即将转换成为实施的政策，我们审时度势，既要看到变化，看到形势的日趋严峻，也应该反思我们自己理解中美关系的是否已经不敷使用。

我们应该意识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即中美关系的其他相关领域）之间是互相作用的。简单的初等数学形式的两边对列和线性思维是不合用的模板。这个模板对应的是线性思维，僵硬、单一，无助于思考、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案。

如果说意识形态根本不同的两个大国之间，尽管在各个交往领域都有矛盾、有冲突，但如果在经济方面，双方都认为有限的世界资源在科技进步的助力下，将来也还勉强够用，那么中美两个大国的双方共存，就有实现的可能。

在这种大前提下思考、研究中美关系，就是要争取找到解决或妥协的方案，就应该对初等数学形式（等号两边对列）的算术模板思维进行迭代，借助高等数学思维考察、理解两国关系。要找到并理解各个双边关系领域之间的函数关系，理清有关领域的互动，即哪一个领域的变化是另一个领域变化的函数，可以进一步考虑有没有二阶或者更多阶求解的可能（用一些其他关联领域的利益进行交换），由此可以进一步打开我们的思路。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美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基础不仅面宽，而且“厚重“、有纵深，这是经济过程本身的复杂性所致。借用函数公式多阶导数求导的形象说法，经济问题的谈判很难、很复杂，但是因为经济交往有纵深，许多问题是可以相互交叉解决的，不一定无解。

从函数思维出发，回顾、比较以往线性思维视角下的变化，对我们处理当下中美关系面临的问题，应对继续变化的形势，找寻改善与解决的方法会有启迪。如果经过推演，函数关系的表达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表达能够互相支持，互相印证。我们就应该避免把经济贸易作为其他一些领域问题的筹码，争取与其他问题尽量区隔处理。换言之，对外经济贸易关系问题处理不好，搞好国内经济的难度会加大，疲弱的经济表现也会拖累国际安全问题。仅把经济作为其他问题的交换筹码，不一定最后能够达到换得更大安全保障的预期。

总而言之，希望经济上曾高度融合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美经济贸易关系，能够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重新回到两国交往的中心位置，以增强我们区隔处理中美关系各种问题的能力，通过谈判自下而上地重建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