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GE 年末回顾：马斯克「百日维新」起作用了吗？

作者：Nikka，WolfDAO

一场提前终结的实验

联邦员工成功削减 27.1 万人，降幅达 9%，创下和平时期最大裁员纪录。但与此同时，联邦总支出不降反升，从 2024 年的 6.75-7.135 万亿美元飙升至 7.01-7.6 万亿美元，净增 2480-4800 亿美元。这种「瘦身却增重」的现象，正是 DOGE（政府效率部）改革最核心的矛盾。

最初由埃隆·马斯克和维韦克·拉马斯瓦米领导的这个「外部顾问」机构，承诺用商业化手段拆除政府官僚体系、削减多余法规、减少浪费支出，最终节省 2 万亿美元来平衡联邦预算。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预计持续到 2026 年 7 月，给他们 18 个月的时间来改造政府。然而现实远比预期残酷：马斯克在 5 月就匆匆离职，仅仅履行了 130 天的特殊政府员工任期；到 11 月，DOGE 悄然解散，距离原定任期结束还有整整 8 个月。

这不是一场未完成的改革，而是一次彻底的放弃。从启动到消失，DOGE 的实际寿命只有约 10 个月。当节省目标明显无法实现、法律挑战接踵而至、与特朗普的争执公开化后，马斯克选择了返回他的商业帝国，留下一个逐渐瓦解的机构和一堆未解的问题。这场从雄心到幻灭的快速坠落，暴露的不仅是改革策略的失误，更是企业逻辑与政府运作之间难以跨越的本质鸿沟。

一、宏伟目标与残酷现实的全面背离

DOGE 的改革愿景充满硅谷式的理想主义。他们计划通过精益管理理念，终止数百亿美元的低效合同，关闭多余设施，将联邦员工从约 301.5 万人降至更精简的规模，并用 AI 和自动化工具取代部分官僚职能。这套方法论在商业世界屡试不爽，为什么不能用来改造政府呢？

图：1990 年以来联邦雇员人数

2025 年 1 月，马斯克以特殊政府员工身份加入 DOGE，任期设定为 130 天。在硅谷，130 天足够推出一款产品原型、完成一轮融资、甚至扭转一家创业公司的命运。最初的几个月，DOGE 展现出令人眩目的执行力。从 1 月到 11 月，联邦员工从 301.5 万人降至 274.4 万人，净减 27.1 万个职位。这不仅是战后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联邦裁员，执行速度之快也令人咋舌。具体行动包括终止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2.9 亿美元的难民设施合同、财政部 1.9 亿美元的 IT 冗余支出，以及关闭数百个低效机构和项目，累计进行超过 29,000 项裁减行动。DOGE 声称通过这些措施节省了约 214-250 亿美元，主要集中在非国防联邦义务支出领域，同比下降 22.4%。

图：联邦政府累积支出

但支出端的数据却讲述了完全不同的故事。整体联邦支出从 2024 年的约 6.75-7.135 万亿美元升至 2025 年的约 7.01-7.6 万亿美元，增长幅度达 4%-6%。仅前 11 个月的支出就达到 7.6 万亿美元，比同期增加 2480 亿美元。更讽刺的是，一些独立分析指出 DOGE 宣称的节省数字可能被严重夸大，实际可验证的节省可能仅为数十亿美元，甚至低至 30 亿美元。由于削弱 IRS 执法能力，这可能导致未来十年税收损失至少 3500 亿美元，使得所谓的「节省」净效应接近零甚至为负。

现实的阻力很快显现。联邦支出继续攀升，强制性支出如社保、医保和国债利息根本不受行政裁员影响。到 5 月，多重压力汇聚。马斯克与特朗普的关系开始恶化，两人在公开场合出现争执。法律挑战接踵而至，质疑 DOGE 的权限和程序合法性。Tesla 的业务也在呼唤他回归——股价波动、生产问题、市场竞争，这些都需要 CEO 的注意力。最关键的是，2 万亿美元的节省目标已经明显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继续留在一个注定失败的项目中，对马斯克的个人品牌毫无益处。 130 天任期一满，马斯克宣布返回私人企业。他没有申请延期，没有要求更多资源，而是选择了干脆利落的离开。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最响亮的承认：用商业方法改造政府，比他想象的难太多了。

二、无头骑士的挣扎：从 5 月到 11 月的没落

马斯克离开后，DOGE 试图证明自己可以继续存在。白宫发出信号，表示「DOGE 精神」将融入政府日常运作，成为「政府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部分前 DOGE 员工被嵌入各联邦机构，继续推动裁员和成本削减。拉马斯瓦米仍在名义上领导机构，试图维持改革的势头。

但失去马斯克的 DOGE 就像失去引擎的火箭，惯性只能维持一段时间。没有了明星创始人的光环，机构的关注度迅速下降。没有了马斯克与特朗普的直接沟通渠道，DOGE 在政府内部的影响力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改革的局限性日益明显——那些真正需要国会立法才能改变的大额支出项目，DOGE 根本无法触及。

这段时间里，DOGE 的成果越来越难以界定。虽然一些裁员行动还在继续，但支出数据持续走高。服务中断的报道开始增多。社保申请延误，监管出现真空，一些关键职位因裁员过度而无人填补。批评声音越来越响亮：DOGE 在优化效率的名义下，正在破坏政府的基本运作能力。法律挑战也在积累，质疑 DOGE 的许多行动是否超越了行政权限。

到 11 月，多家权威媒体开始报道一个事实：DOGE 已经悄然解散。Reuters、TIME、CNN、Newsweek 等媒体用「disbanded」「quietly shut down」「no longer exists」等措辞描述这个机构的命运。没有正式的解散声明，没有新闻发布会，DOGE 就这样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其原本应持续到 2026 年 7 月的宪章被提前终止，许多职能转移到人事管理局或其他常规机构。

这种悄无声息的终结，或许比任何失败都更能说明问题。连一个体面的告别都没有，因为承认失败本身就是一种尴尬。DOGE 从一个承诺改变政府的革命性机构，变成了一个大家都希望尽快忘记的短暂插曲。

三、「减员不省钱」的底层逻辑

1. 法定支出的铜墙铁壁

政府财政体系与企业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超过 70% 的联邦支出是强制性项目，这些支出由法律规定自动增长，受人口统计、经济周期和利率波动影响，完全不受行政裁员控制。2025 年的数据清晰地展示了这一刚性：社保和医保等福利支出增加约 1680 亿美元，主要由人口老龄化和通胀调整驱动；国债利息成本飙升 710 亿美元，债务规模已扩张至 36-38.3 万亿美元，利息支出甚至超过国防预算，成为联邦最大单项开支。

这些刚性支出直接抵消了 DOGE 所有的节省努力。即使裁减再多的行政人员，社保支付仍需按照法定公式执行，医保补贴仍要根据参保人数发放，国债利息必须按时支付以维持国家信用。DOGE 作为行政机构，无法单方面修改国会授权的福利项目，这意味着改革从一开始就被限制在「外围区域」，无法触及支出的「核心地带」。

更深层次看，这种刚性源于宪法和立法框架。政府不是追求利润的企业，而是承担社会保障网职能的公共机构。当一位 65 岁老人申请社保时，政府不能因为「优化成本」而拒绝支付。这是政府与企业的本质区别，也是商业思维在此碰壁的根本原因。

2. 部门间开支的「此消彼长」

DOGE 在可自由支配支出领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他们在卫生部、教育部和国际开发署等部门终止了 5200 个项目和数百亿美元合同，节省约 370 亿美元。但这些节省很快被其他部门的增长吞噬殆尽。国防支出因地缘政治紧张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因特朗普政府的优先事项而膨胀，强制性支出的溢出效应进一步推高整体预算。

结果就是「局部瘦身，全局膨胀」。这类似于企业并购中常见的「节省转移」现象——在一个部门削减的成本，往往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其他部门。但政府缺乏企业的灵活调整机制，无法像公司那样快速重新配置资源。2025 年的支出增长还包括应急响应（自然灾害基金增加）和通胀调整（CPI 上涨约 3%-4%），这些外部因素进一步放大了「此消彼长」效应。

具体数据显示，DOGE 的节省仅占总支出的 0.3%-0.5%，远不足以逆转整体趋势。2025 年强制性支出增加 2210 亿美元，自由支配支出增加 800 亿美元，净利息成本增加 710 亿美元。当你在一个口袋省下几十亿，却在另外三个口袋各掏出数百亿时，所谓的「效率提升」就成了数字游戏。

3. 机构运行的成本惯性与转型摩擦

裁员从来不是零成本的操作，在政府系统中更是如此。实施 DOGE 改革本身产生了巨额开支：遣散费、有薪假期、错误解雇后的重新雇用成本，总计估计达 1350 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 DOGE 宣称的许多「节省」项目。更隐蔽的成本来自生产力损失和服务中断。

政府机构的运作高度依赖制度记忆和人力网络。当大量经验丰富的员工离职后，社保申请开始延误，监管出现真空，政策执行效率反而下降。虽然 AI 和自动化被寄予厚望，但这些工具远未成熟到可以完全替代人类判断的程度。算法治理可能高效，却也带来数据隐私泄露和算法偏见等新问题。从「公共服务装置」转向「数据驱动终端」的过程中，政府正在失去某些难以量化但至关重要的东西——合法性、社会凝聚力和公众信任。

更现实的问题是，裁员后剩余员工的加班费增加，合同外包成本上升。政府将原本内部的工作外包给私人承包商，往往付出更高的价格。长期而言，大规模人才流失可能造成「知识断层」，影响政策连续性和专业能力积累。

结语：谁输了？反思改革的代价与边界

这场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最终的输家是谁？或许首先是那些理想主义的改革者，他们低估了政府运作的复杂性，误以为商业逻辑可以直接移植到公共部门。纳税人短期内可能从局部节省中受益，但长期面临服务削减和质量下降的风险。公共服务的受益者，特别是依赖社保和医保的群体，可能遭受服务中断和效率降低的困扰。

更深层次的输家可能是整个系统的可持续性和民主合法性。当政府被当作企业来「优化」时，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价值——公平、稳定、社会凝聚力——正在悄然流失。民意调查显示 DOGE 的支持率在 40% 左右徘徊，反映出公众对效率提升的认可与对服务中断的担忧并存。

但这场碰撞并非毫无意义。如果 DOGE 能推动国会采取行动，真正触及福利改革和债务控制等核心问题，它仍可能成为历史转折点。关键在于认识到政府不是企业，效率需要平衡于公平、可持续与民主原则之间。企业可以为了利润牺牲一切，政府却必须为社会的最弱势群体保留最后一道防线。这是商业思维需要学习的最重要一课，也是这场激烈碰撞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