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的杀洋盘：“领导说是帮外国用户保管虚拟币”

摘要

• 7天试用期，周骏都在学习如何伪装成日本女性，吸引加拿大用户入群。收盘时发成捆的现金，“要不分批存进银行，要不买黄金”。

• 被害人在境外，难以向国内警方报案。一些判决中没有被害人证言，只能以发送信息的条数来定罪。

• 被抓的多为犯罪组织里的基层人员，出身农村，年龄不大，受教育程度也不高。不少人会产生“骗外国人的钱不犯法”的错误想法。

• 虚拟货币在不同平台与国家间流转。“查到钱去了哪里没有用，问题在于要怎么拿回来。”

正文

26岁的周骏（化名）有一个秘密。大约一年半前，他名义上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员工，实际却在和同事一起骗取外国人的钱财。

这份工作开始于2023年11月，结束于2024年3月。他半夜12点进入办公室，上午8点离开。“做加拿大的盘”，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昼伏夜出的原因。

据周骏描述，这份工作是这样的：员工在社交平台扮作日本女性，对照“话术本”，寻找来自加拿大的用户私聊，再将他们拉往私域聊天软件，推荐下载一个当地互联网商店里的虚拟货币交易App，鼓吹用户在上面买卖虚拟货币可以赚钱。

App上不仅有专门教用户操作的指导老师，还有赚过钱的用户在分享经验。只是一切都是假的，“都是我们在背后做的”。

加拿大用户把加元兑换成比特币、以太币这类虚拟货币，投进这个App，公司老板能够在后台目睹一切。这些虚拟货币经过数道转手，流向这家“外贸公司”控制的电子钱包，过一段时间，比特币就被公司兑换成与美元价值挂钩的虚拟货币泰达币，再经过层层洗白变成人民币现金，来到周骏和同事们的手里。当用户想提现时，才发现提现渠道已经关闭。“领导说，我们只是暂时帮用户保管这些虚拟货币，但后来我意识到，这就是‘杀洋盘’。”

“杀洋盘”是电信诈骗犯罪中的一个民间说法，它与“杀猪盘”类似，但诈骗对象是外国人。犯罪团伙通过“话术本”、翻译软件和聊天软件与外国人“交友”，取得信任后诱骗其投资，从而骗取钱财。

过去几年，“杀洋盘”是各地公检法机关打击的对象。2025年4月，山东省菏泽市经开区法院就通报了一起近期审理的“杀洋盘”案件。9名诈骗分子在2023年6月至2024年1月间，诈骗了6.68万名印度人，金额达5.17亿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四千余万元）。

消灭“杀洋盘”并非易事。南方周末记者发现，除了去境外从事电诈，也有一些“杀洋盘”就隐匿在境内城市的人流密集处。在外人看来，从业者们干的只是一份体面而平常的工作。

1 话术，人设，“跨境电商”

在天汇大厦的公司里从事“杀洋盘”，是周骏毕业后在深圳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天汇大厦地处龙华区油松片区，方圆一公里内有富士康、华为等大型工业园，还有曾经以“日结工”出名的三和人才市场（现改名为“奋斗者广场”）。这是一栋高8层、由ABCD四栋楼宇组成的环状写字楼。2025年5月18日上午，南方周末记者来到此处，大厦的B座大门面朝车流密集的十字路口，周骏当时就从此处进入写字楼。

除部分临街铺面被改为酒店和商铺外，大厦其余单位都被分割成大小不等的隔间，列于走廊两侧。它们大多被不透明的玻璃幕墙包围，幕墙外基本不显示公司和机构名称，旁人难以从外部获知公司主营业务。

表面上看，周骏的工作确实有吸引人的地方：外贸行业，公司提供手机、电脑等办公用品和翻译软件；通勤时间短，上班只需过两个红绿灯；每周上6天，“因为外国人在星期天不爱看社交软件”，有固定上下班时间，下班后领导同事不会联络；底薪四千元，尽管没有社保、公积金，但有10%-20%的提成，提成上不封顶。

入职后，他发现这家公司存在诸多疑点：7天试用期，周骏都在学习一本话术，教他如何伪装成日本女性，吸引用户入群；工作没签合同，公司名称也说不清，同事之间不知真名，互称化名或英文名；办公室用的是境外服务器，工作群建在外网，工作手机装的也是境外手机卡；平时工资发现金，遇上收盘更是会有成捆的现金，“有人一次领了十几万现金，要不分批存进银行，要不就去买黄金”。

周骏还发现，其他同事大多有同乡、同学或朋友关系，有的看起来才刚成年。当时只有周骏一人，是从某网络招聘平台上找到这家公司的，招聘岗位描述为“跨境电商的客服销售”。时隔一年多，周骏称，已找不到该公司当时的招聘信息。

周骏大专学习工科，对口就业方向是进厂成为一名产业工人，与机器设备打交道。但他想坐办公室，又觉得过了英语四级，想试试外贸，运营、客服、销售等没有专业门槛的岗位正好适合他。

投出简历没多久，上述公司就邀请周骏来面试。公司规模不大，只有20人左右，天花板上挂着不同国家的、五颜六色的国旗，办公室全是噼里啪啦打字的年轻男性，占据了天汇大厦里的一个小格子间。面试官问的问题不算多，包括周骏是否了解跨境贸易，是否会使用海外社交账号等。提交完身份证信息，他很快入职了。

这家公司有“精聊部门”与“合约部门”，周骏一开始去的是“精聊部门”，需要与外国人一对一聊天，但试用期结束，他担心直接从事诈骗，便选择转岗去“合约部门”，成为私域聊天软件WhatsApp群内的“托”，负责推波助澜、鼓动用户往App里充钱，每月拿4000元固定工资。

“合约部门”更像是广撒网，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把从上游供应商处买到的电话号码、或者通过投流广告前来咨询的用户拉进WhatsApp群，每个群约300人，他们拉了约100个群。周骏也拿到了新的“话术本”，他的新人设是投资者，在群内烘托气氛，告诉其他人自己跟随App内的投资专家得到了许多回报。但实际上，那位号称来自摩根斯坦利的投资专家是周骏的同事，App由另一位同事维护。App背后的公司，只是他们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注册的一家用来走账的空壳公司，只有老板能看到用户往这个App投了多少钱。

与“精聊”更高的提成相比，“合约”部门的提成稍微低一些，为20%。两个部门最终都需要把潜在受害人引入App。至于何时“杀”，则由团队小领导决定。周骏刚来没多久，就经历了一次。“杀洋盘”收盘时，老板请部门所有人在公司附近的宵夜档吃了顿饭当做庆祝。“后台有3个比特币，按当时一个比特币6万美元的价格来算，收了一百多万元（人民币）的样子。”

遇上收盘或者发现金，周骏都会觉得这一切“太夸张了”。担心高收益背后的高风险，他本打算2024年春节后再找一份新工作，但3月一天夜里，办公室突然来了一伙陌生人，要求老板出面协调团队“分赃不均”的问题，否则便报警。后来那伙人真的报了警，当天，除了没有来办公室的老板，其余人都被带去了派出所。

因为仅是一名基层员工，且证据不足以定罪，周骏在派出所待了不到24小时便被放了出来。自那之后，他彻底离开这家公司，还一并更换了电话卡，希望与这段经历作别，“就好像一场梦醒了”。

天汇大厦内部。（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 / 摄）

2“感觉奇怪，不敢多问”

周骏经历的，正是“杀洋盘”的一种典型模式：在虚假的投资系统里，给被害人营造盈利假象，尽可能地让被害人投入更多钱。

美国华裔Clara就是这一模式的受害者。她2023年从社交平台LinkedIn认识一位“投资人”后，被对方介绍到一个投资虚拟货币的网站，以为在此交易就能获得收益。Clara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做过比特币投资，知道如何操作，直到发现无法在虚假网站里提取收益时，她已投入3个比特币。“就是骗我们这种好像比较懂，觉得自己不会被骗的人。”

除了虚假投资，“杀洋盘”骗取受害者钱财的模式，还有在海外建立资金盘，以及“杀猪盘”里常见的兼职、刷单等。

资金盘又称“互助盘”，操盘手允诺收益，不断拉人“投资”，用新人的投入填补老投资者的利息，直到崩盘，本质上是庞氏骗局。南方周末记者以同行交流名义联系上阿强（化名），他称在过去几年做过这种模式的“杀洋盘”。

2024年4月前，他所在的团队做过印度、南非和尼日利亚的资金盘。“（参与者）按收盘结余来算钱，（模式）像金字塔一样，必须要拉人头。”阿强记得，南非盘的参与者大约有1000人，印度盘约有13000人。作为基层业务员，他每拉一单，结算时能得到10%的提成。

不同于阿强的主动参与，一些从业者属于误入“杀洋盘”。

“会发擦一点边的照片，分享自己的生活。”2023年9月，大专毕业生常旭（化名）入职一家跨境电商公司，担任“引流客服”。常旭也是工科专业学生，就业考虑与周骏类似。入职后，公司给他配发了5部手机，让他经营Instagram和Facebook上的账号。

常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些账号此前也由公司掌控，人设都是来自欧洲的年轻富裕白人女性。他每天像经营朋友圈一样，发几张公司提供的照片。每当有用户主动点赞、私聊，他就依照“话术本”与对方聊天，并让对方加上由公司“销售部门”控制的WhatsApp账号。

销售部门每加上一个用户，常旭就拿一份提成。可他并不知道公司到底在卖什么产品。他问经理，对方的回答总是模糊不清。“每天搞这些感觉很奇怪，有点像诈骗，我就没干了，但也不敢多问。”

如果销售部门做的是电信诈骗，常旭的“引流”工作就是行业里俗称的“粉商”，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或诈骗罪。这超出了他的认知，“没想过上个班还能被抓”。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发现，在“杀洋盘”犯罪网络中，公司会严格控制基层员工了解更多组织信息，员工会被指派去完成单一的、重复性任务，更多资源则被上层管理人员掌握。“基层员工很像是犯罪工具。”一位熟悉“杀洋盘”及相关产业链的从业人员李菲（化名）说。

周骏在工作中得知，如果有人做得好，可以“分出去单干”，这意味自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诈骗团队，共享原有的操作平台，给公司上交提成。周骏的直属领导代号为“Micheal”，管理公司大小事务。Micheal往上是老板“力哥”，他只与Micheal联络，很少在办公室出现，“至于‘力哥’的上线我们只能道听途说，据说是与缅北的人联络的”。

这一情况得到阿强的印证。他说自己与公司老板是同乡，但老板也有上级。“据说他（老板上级）是从缅北回来后学了这套（指“杀洋盘”），他自己不做，只做抽点代理，同时投资好多个盘。”阿强没怎么见过这个上级，只看见有一次老板换了泰达币后，找他当面兑换现金。

阿强爱赚钱，也想赚钱，他说自己也想去国外继续干这行，但没有门路，出去也没人带。在一些社交平台的评论区，总会有一些账号在谈论“杀洋盘”等诈骗工作的页面下留言“求带”“求指路”。

南方周末记者以求职学生的名义给这些账号留言，询问他们的想法。一个账号回复说：“我是因为资源不行。（你）进一家公司先做着，积累经验，等同事离职，问他们去哪家公司做，好不好做，选择就多了。”谈到这种工作如果涉及违法要怎么办时，对方回答，这是风险问题，“被抓就是一锅端。”

湖南瀛启律师事务所律师龙意在看守所会见参与“杀洋盘”的当事人时，会觉得他们有一种“侥幸和逃避”。龙意归纳，这些当事人多为犯罪组织里的基层人员，出身农村，年龄不大，家庭条件普通，受教育程度也不高。不少当事人甚至还产生“骗外国人的钱不犯法”“这是爱国行为”的错误想法。

3 报案难，取证难

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凯代理过多起“杀洋盘”案件。在他看来，一些诈骗分子已经形成了做黑灰产的路径依赖，但近年面向国内的电信诈骗越来越难做，他们就把原来用于诈骗中国人的套路改用在外国人身上。与“杀猪盘”不同的是，“杀洋盘”的被害人由于在境外，难以向国内警方报案，因此这类案件的线索往往来源于公安机关主动排查或内部员工举报。

邓凯分析，在司法实践中，“杀洋盘”面临取证难的困境：“没有被害人报案，就很难证明他们（指被害人）是被骗而不是自愿。行骗时双方使用虚拟货币也难以追查。有的犯罪分子还会有意定期删除聊天记录，改换办公地点、交易平台和支付账户，因此即便有的公司做了挺久，也可能难以查明具体的涉案金额。”

在裁判文书网以“杀洋盘”“诈骗外国人”为关键词，可检索出超过40篇判决书。它们来自福建、湖南、广西、山东等省份的基层法院。这些团伙有的在境外犯案，也有的在境内犯案。与境外的电诈园区相比，国内诈骗公司的规模会很小，通常一家公司不超过20人。

最早的案例来自2019年湖南省道县，姜某为首的14人，以跟着“投资专家”投资虚拟货币为由，诈骗了55名外国人共51.9万美元。

2022年后，“杀洋盘”的俗称开始集中出现在法律文书里。犯罪团伙的行为，也呈现了新的变化：波及范围更大，一个案子中，可能会有数千甚至过万外国人接收过诈骗信息；诈骗金额更多，有的案件查明的诈骗金额可达数千万元；目标范围更广，被害人所在地包括日本、韩国、印度、美国、尼日利亚等多个国家。但另一方面，这些文书中不一定能看见被害人的证言，有的判罚也是以发送信息的条数来给被告人定罪。

邓凯解释，这也与这类案件在侦办时一些证据比较难获取有关。“以发送信息条数、拨打电话的次数来定罪时，法院会认定成犯罪未遂，这类人判得相对比较轻，但如果能够查明他们的获利金额，就可以往重的方向来判。”

3份由重庆一中院在2024年做出的终审判决，描摹了“杀洋盘”骗局的大致轮廓。案件中的骗局开始于2022年2月，案发于2023年3月，一年时间里，该组织前后通过3个虚假交易平台，吸引印度籍被害人咨询、投资，最后骗取钱财合人民币四千余万元。

提成最多的人是平台方，达40%。他的任务是提供网络平台、诈骗话术，以及将诈骗所得的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并转移至国内的资金结算通道。判决书显示，平台方人士2022年2月曾居住在湖北，使用化名，截至2024年12月尚未到案。

排名第二的股东是该案共犯。他平时与平台方对接，占股25%。这起案件中，他的任务是招募、组织人员实施诈骗，并带队前往湖北平台方处学习诈骗的方法。

团队经理是第三大股东，占股15%。他与二股东一起招募、组织人员，并负责团队日常管理。此外，该团队还有负责后勤保障、管理业务员的股东若干，占股3%-5%不等。

一年多时间里，不断有新人加入，整个组织也随之裂变：3人在二、三股东的联系和邀请下，开始学习诈骗的模式和技巧，并新组建了3支团队。这3支团队与原团队一起共用虚假交易平台，在新团队里，两位股东又能占有12.5%-15%不等的股份，而这3支新团队又骗取了印度籍人员钱财合计1020余万元。

2025年4月，南方周末记者联系该案多位辩护律师，但截至发稿，未获对方回复。

河南见素律师事务所律师郭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杀洋盘”的犯罪组织里，真正的头目、上游人员很难被追踪到，因为他们一般通过难以追溯真实身份的匿名社交软件联络。当犯罪窝点被端时，被抓到的通常是基层员工，他们可能获利相对较少，但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接受法律的制裁。

“犯罪链条细密、专业，犯罪协作性强、分工明确，形成了分工合作、彼此依赖、利益共享的诈骗犯罪集团。”山东菏泽法院在2025年4月的通报中这样总结“杀洋盘”的行为特征。

4 逃避追踪与加强监管

虚拟货币在不同平台与国家间流转，也让犯罪变得更难追踪。

Clara在美国被骗后，曾想在美国起诉追踪比特币的平台方，申请冻结对应账户，拿回被骗的财产，但并未成功。2025年，她和其余150名被害人又准备去英国立案。这批受害人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不同国家，有人甚至被骗超过百万美元。Clara说，被骗的虚拟货币经过了不同的平台和几十个电子钱包，有的还与合法的虚拟货币混在一起，“查到钱如何流通、去了哪里没有用，问题在于要怎么拿回来。”

南方周末记者从李菲、邓凯以及一位反诈志愿者处了解到，“杀洋盘”的上下游其实还涉及更多产业：海外社交账号的注册和买卖、电话卡开设和买卖、诈骗App和平台的开发与包装、“人设”照片的获取、广告在线上与线下的投放和获客、海外用户个人信息的盗取和泄露、海外公司和银行账户的开设、洗钱和现金兑换等。

在近年中国打击电信诈骗零容忍的态势下，一些团队主要成员为逃避监管和追踪，开始前往其他国家，有时还会招募当地人组建诈骗团队。

根据尼日利亚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EFCC）发布的信息，2024年12月，EFCC抓获了一个加密货币投资和恋爱诈骗的团伙。被捕的792名嫌疑人中，有148人为中国公民，另有40名菲律宾人、1名哈萨克斯坦人、1名巴基斯坦人和1名印度尼西亚人。

EFCC称，外国团伙在当地招募尼日利亚人，给他们配备关联了欧洲国家电话号码的WhatsApp账户，在网上以钓鱼的方式寻找受害者，主要的诈骗目标是美国人、加拿大人、墨西哥人和欧洲人。目前，该集团头目仍在逃。

2025年1月，该案进入审理阶段。嫌疑人们因涉嫌诈骗、持有虚假文件、身份盗窃、洗钱等不同罪名陆续出庭。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也关注到了这起案件。在2025年3月与EFCC主席的见面中，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表示，执法合作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加强执法交流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和跨境违法犯罪。

离开“外贸公司”几个月后，周骏听说天汇大厦还有“杀洋盘”团伙被警方抓获。他庆幸自己及时抽身，但这段经历还是成为他心底“像污点一样”的秘密。后来，周骏找到一份契合他专业的工作，回到珠三角的工厂，成为一名产业工人。新工作依旧需要昼夜颠倒，强度也比之前大得多，但周骏很满意：有合同、社保、公积金，最重要的是“回归了正常生活”。

2024年4月，阿强的老板听到风声也收了手。阿强说，一年多来他问过几次，但对方都说风声比较紧，没继续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