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美国大加关税 最后怎么收场？

1930年6月17日，华盛顿的天空格外晴朗。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赫伯特·胡佛总统用他那支镀金钢笔，在《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文件上，映照出“保护美国工业”几个大字。

那时的总统先生或许不知道，这个看似保护美国经济的决定，将成为20世纪最严重的经济政策失误之一。

“总统先生，您确定要签署这个法案吗？”

国务卿亨利·史汀生最后一次试图劝阻：

“就在昨天，又有200名经济学家加入了反对阵营。”

胡佛很清楚国务卿的意思，但抬起头时依然眉头紧锁：“亨利，你看看窗外！街上到处都是失业的工人，农民们在贱卖他们的粮食。我们必须保护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三个月后，加拿大驻美大使詹姆斯·克赖顿怒气冲冲地离开国务院大楼，他刚刚收到渥太华的紧急电报：

立即对美国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但这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是一场全球贸易大战的开始。

前奏

每一次重大决定，都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好一点的叫顺势，不好的叫被迫。

1930年代的美国，属于后者。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29年10月24日，那个被称为“黑色星期四”的早晨。

纽约证券交易所内，众人都死死盯着不断下跌的道琼斯指数，他们的额头渗出汗珠，手中的报价单甚至已经被汗水浸湿，表情里充满紧张、惊慌。

交易大厅里不断传出喊叫声：抛掉！全部抛掉！

和众人恐慌的表情相对应的，是自己客户的资产在短短几小时内蒸发殆尽。

这一天，华尔街损失了相当于今天450亿美元的财富，而这，也仅仅是开始。

和股市里崩盘相比，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似乎还暂时没有受到暴风吹袭。

那些还在乡间小路上，开着老旧福特卡车的小农场主，反而有点幸灾乐祸，因为刚刚经历了咆哮的“20年代”，看着华尔街的人赚得盘慢钵满，然后风花雪月，自己似乎沾不上边，他们早就羡慕嫉妒恨。

不过，他们也并非没有烦恼，最大的一个，就是法国人卖过来的欧洲小麦，价格比他们的低，影响了他们的生意。

这一切，在另外一群人眼里，成为可以大做文章的议题。

这批人，就是政客。

曲线

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使得国会山的走廊里，挤满了各类政治说客，他们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般活跃。

虽然七嘴八舌，好不热闹，但议题其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要不要对外加征关税，以保护美国经济。

最初只涉及农产品的法案，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下迅速膨胀。

钢铁大亨查尔斯·施瓦布派来的说客成功塞进了保护钢铁业的条款；纺织业巨头威廉·伍德也不甘示弱，为棉纺织品争取到了更高的关税。

但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却很愤怒，他认为这简直是在玩火！

他闯进参议院听证会现场，将一叠厚厚的报告摔在桌上，质问议员们“你们知道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吗？”

这位汽车大亨的声音在会议厅里回荡。

但没人理会福特的警告，参议员里德·斯姆特甚至嘲笑亨利，你还是回去操心怎么把你的T型车卖出去吧。

会场爆发出一阵哄笑。

1930年6月13日，众议院以222票对153票通过了这项法案。

四天后，胡佛总统在白宫举行了盛大的签字仪式。

摄影师的镁光灯闪烁间，但也有一些人，脸上挂满了忧虑，比如财政部副部长奥格登·米尔斯。

高潮

1931年春天，纽约港显得异常冷清。

码头工人们蹲在空荡荡的货仓前，百无聊赖地抽着劣质香烟，情绪很低落，因为他们已经三周没有英国货船靠港了，据说英国佬都改去澳大利亚做生意了。

与此同时，在底特律的汽车工厂里，工头们挤在一块，正宣读一份令人沮丧的通知：

由于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工厂不得不裁减30%的工人。

流水线上的工人们面面相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昨天还在为这项“保护美国工业”的法案欢呼。

最讽刺的是美国中西部的农民们，虽然外国农产品被高关税挡在了国门之外，但欧洲人也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了。

爱荷华州的农场仓库里堆积如山的玉米，价格已经跌到连运费都不够付，那些曾经抱怨法国小麦太便宜的农民，最终选择关掉自己的农场。

让我们看看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

国际贸易：1929-1933年间，全球贸易额暴跌60%。美国出口额从54亿美元骤降至16亿美元。

失业率：从1929年的3%飙升至1933年的25%，相当于每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失业。

GDP：美国经济总量缩水近30%，从1040亿美元降至730亿美元（按当时币值计算）。

在芝加哥，失业工人排起的队伍绵延几个街区；慈善机构的救济食堂里，曾经的中产阶级绅士们和流浪汉一起排队领取免费的面包和汤。

1933年，新上任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白宫地下室里发现了一份尘封已久的文件。

他的经济顾问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指着上面的数据告诉罗斯福，这就是美国“成功”把全世界都挡在门外的代价。

第二年，罗斯福推动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RTAA），授权总统与其他国家谈判降低关税，无需国会逐项批准。

这打破了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的高关税壁垒（美国平均关税一度超50%），标志着美国从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

国会将贸易谈判权让渡给总统，使贸易政策更灵活高效，为后续贸易协定（如关贸总协定GATT）奠定基础。

1934-1939年，美国与22国签订贸易协定，对协定国出口增长61%（非协定国仅38%），农业和工业品受益显著。

1934-1947年间，美国通过双边谈判将平均关税从约46%降至约25%，促进了贸易增长。

RTAA的互惠原则，成为1947年《关贸总协定》（GATT）的核心规则，推动战后多边贸易体系建立，最终发展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RTAA虽然由民主党推动，但战后共和党也支持自由贸易，形成“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共识，即开放市场与国内社会保障并行。

部分行业面临进口竞争，批评者认为协定牺牲了特定群体利益，但整体上美国经济从全球化中获益。

RTAA成功扭转了大萧条时期的贸易孤立主义，推动了美国与全球贸易的自由化进程。

其核心逻辑——通过互惠协定降低关税、扩大市场——成为现代全球贸易体系的基石。

RTAA还直接影响了1947年GATT的谈判框架，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主导了战后以规则为基础（而非单边保护）的贸易秩序。

尽管后续出现保护主义回潮（如1970年代或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但RTAA奠定的多边合作框架仍深刻影响着当今国际贸易。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总会惊人地相似。

任何大事件的发生，理由其实都差不多，无非就是保护自己，解决社会问题，保家卫国，等等。

这些理由当时看都站得住脚，只不过，结果却有好也有坏。

那些因为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把整个国家和人民带到坑里去，还把周边国家都坑惨的历史案例，比比皆是。

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档案室里，保存着1930年那1028位经济学家的联名信，泛黄的纸页上，有一句被反复划重点的话：

关税筑起的墙，最终围困的只会是自己。

我不知道特朗普发起的这轮贸易战会如何收尾，但历史上类似的事件其实并不少，即使他们不是经济的，如1961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如果说古巴太远，普通人感受不到，那柏林的查理检查站，双方在仅有100米的路口，用已经装满炮弹的坦克对峙，高高的炮筒都瞄准了对方。

普通的柏林市民，最近距离地目睹了这场差点把世界带入核战危险的场面。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我想说的是，最后理性战胜了一切，双方最后达成妥协，避免了一场灾难。

说实话，所谓的关税大战，比起64年前的柏林查理检查站上的对峙，微小得多。

既然将人类置于毁灭的事件，最后都谈妥了，我没有理由不坚信，这场关税大战最终走向终结的地方，只有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谈判桌！

如果大家都不想兵戎相见的话。

当然，在谈判桌上，大家应该有所坚持，但更重要的，是有所妥协。

因为，坚持只需要在胸口写个“勇”字，而妥协，要脑袋里装满智慧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