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特朗普2.0的三大重点：贸易、投资与供应链

来源：FT中文网

2016年，特朗普首次当选为美国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没有任何政府或军事经验的总统。作为政治“素人”的特朗普为何能当选？

2024年5月30日，“封口费”案的纽约曼哈顿刑事法院陪审团一致裁定，特朗普在检方提出的34项刑事指控中均有罪。“戴罪之身”的特朗普为何能再次当选？
人们所谓的“不确定性”大多是来自于自身对特朗普的侥幸心理，但实际上，特朗普是确定的。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已经把中国界定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大打“贸易战”，这一点在第二任期只会强化。相比较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尤其不能对特朗普存有侥幸心理，应该认真应对他的第二任期。

2016年，政治“素人”特朗普为何能当选？

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的竞选主张以“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为核心口号，围绕经济、移民、贸易、外交和反建制等议题展开。他的竞选策略成功吸引了广泛但特定的选民群体，为没有任何执政经验的特朗普赢得了美国大选。

首先，经济政策以振兴制造业、优先本国经济为主，包括：承诺进行全面的减税政策，特别是对中产阶级和企业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承诺通过限制外包、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打击非法移民来为美国工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强调恢复制造业，批评全球化导致美国工人失业，呼吁“把工作带回美国”（Bring Jobs Back）。

其次是强化边境安全、限制非法移民的移民政策。特朗普提出在美墨边境修建“边境墙”，以阻止非法移民和毒品入境，并要求墨西哥支付建墙费用；主张严格限制移民，特别是来自中东和其他“高风险”国家的移民；承诺对非法移民采取强硬措施，包括加速遣返和打击庇护城市。

第三是“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贸易政策，强调重塑公平的贸易规则，保护美国利益。特朗普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灾难性的”，并威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批评中国的贸易行为，承诺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以保护美国企业和工人。

此外还有打击腐败、挑战政治精英的反建制政策，以及优先美国利益、重新审视同盟关系的外交政策。

特朗普的竞选主张首先吸引到了工薪阶层白人选民，特别是居住在中西部“铁锈地带”（如俄亥俄、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受到全球化和制造业衰退的严重影响的白人工人阶级，这些选民对特朗普承诺恢复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产生强烈共鸣。

其次是生活在农村地区和小城镇的选民，尤其是保守派白人，对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和文化保守主义表示支持，他们普遍对“建制派”失望，寻求改变现状的领导者。

再次是共和党的基本盘即保守派选民，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对特朗普的立场感到满意，包括堕胎、宗教自由和枪支政策。尽管特朗普的个人风格在一些人眼中颇具争议，但他在关键政策上迎合了保守派需求。

最后，特朗普反传统的竞选风格和“局外人”形象吸引了一些对政治精英感到厌倦的独立选民和反建制选民，他们希望通过特朗普推动华盛顿的“改革”，打破既有的政治生态。

2016年，美国白人选民占选民总数的大约70%。从选举结果看，特朗普的选民中超过80%是白人。在面对移民增长、种族平等运动以及多元化文化扩展时，大部分白人选民感到自己的文化地位和经济利益受到威胁。

特朗普在非裔选民中的支持率约为8%。大多数非裔选民支持民主党，但2016年的非裔投票率比2012年下降，部分原因是对希拉里的热情不足。尽管特朗普的移民政策被认为会削弱拉丁裔支持，但他仍在拉丁裔中获得了28%的选票。亚裔选民总体倾向民主党，但特朗普在部分保守的亚裔群体中赢得了一定支持。

特朗普的主要竞选主张围绕“美国优先”的经济贸易政策、严格的移民控制和反建制情绪，抓住了对全球化、移民和传统政治失望的选民心理。他通过直言不讳的个人风格和强烈的民粹主义主张，成功吸引了工薪阶层、保守派和反建制选民，为他赢得2016年的选举奠定了基础。

2024年，“戴罪之身”的特朗普为何能再次当选?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大幕已经落下，特朗普成功击败民主党候选人、现任副总统哈里斯，赢得总统职位。特朗普获得了312张选举人票，哈里斯获得了226张选举人票。在这次选举中，特朗普赢得了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乔治亚州等所有关键摇摆州的胜利。可以说，特朗普取得了碾压式的胜利。

“封口费”案的陪审团一致裁定，特朗普在检方提出的34项刑事指控中均有罪。特朗普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刑事案件中被裁定有罪的前总统。此外，在2024年竞选期间，特朗普还受到多起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困扰，包括：选举干预案（与2020年大选结果相关的争议，特别是乔治亚州的选举干预指控），机密文件案（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被发现持有机密文件），以及其他法律纠纷（与商业行为和个人生活相关的案件）。负有刑事案件在身的特朗普为何能以绝对优势当选？

2024年的竞选主张与2016年的有何异同？

特朗普在2024年继续强调“美国优先”的经济、贸易和外交政策，包括保护国内就业、减少外包和对华强硬。与2016年一样，特朗普将非法移民视为主要问题，继续主张修建边境墙和限制移民政策。他继续塑造自己为“反建制”的斗士，批评“华盛顿沼泽”和特殊利益集团，迎合基层选民的不满情绪。

2024年的竞选主张更加突出经济问题，特别是控制通货膨胀和能源价格，这些问题在2016年并未显著成为核心议题。2024年的主张也更多涉及“文化战争”议题，如“觉醒文化”（Woke Culture）、性别教育、LGBTQ+权利和反科技审查，而这些议题在2016年并未成为焦点。

基层白人选民特别是工薪阶层和中下阶层的白人选民，是受全球化和移民问题影响较大的群体，他们对通货膨胀、能源价格上涨和文化变化感到焦虑，支持 “美国优先”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仍然是特朗普的重要支持基础。特朗普对保守价值观和宗教自由的强调，继续吸引福音派基督徒和文化保守派，这部分选民对文化战争和教育议题尤为关注。

2024年总统选举过程一个明显变化是马斯克、贝索斯、扎克伯格等科技巨头在选举过程中或选举结束后表示对特朗普的支持，而这批人在传统上是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科技巨头的转向有经济（特朗普当选后会继续降低税率或提供其他企业税收优惠）、监管（特朗普和共和党强调“言论自由”，批评大科技公司对内容审查过度）、能源与环境政策（特朗普的能源政策倾向于支持化石燃料，同时不过度约束新能源行业，可能为特斯拉等企业提供更平衡的市场环境）等方面因素，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是他们对“觉醒文化”（Woke Culture）的反感。马斯克近年来多次公开批评“觉醒文化”和“政治正确”，认为这些文化对创新和企业发展形成了障碍。特朗普与这种文化针锋相对的立场与马斯克的观点一致。

特朗普的2024年竞选主张在延续其2016年“美国优先”理念的同时，融入了新的经济和文化议题，以回应当前的政治与社会现实。这些主张旨在巩固其核心选民基础，同时争取受通胀和能源价格影响的选民，以及对拜登政府不满的独立选民。通过聚焦经济、移民和文化议题，他力求在2024年的选举中再次塑造自己为“民众代言人”的形象。

民主党内部的挑战与分裂

2024年，美国的政治气候和社会分裂依然严重。民主党面临着诸多挑战，尤其是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分裂。民主党的一部分支持者倾向于激进的左翼理念，而另一部分则更为中间偏右。

在经济方面，拜登政府虽然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然而美国经济依然面临通货膨胀、就业市场不稳定、民众购买力下降等问题，尤其是对一些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来说，经济复苏的效果并不显著。民众对物价上涨、房价高企以及收入增长停滞的不满，使得部分选民对民主党失去了信心。

特朗普的“受害者”形象与政治动员

特朗普非常善于塑造和利用“受害者”形象，这使他在面对法律诉讼时，能够将自己的困境转化为政治资本。他通过社交媒体、竞选集会和公开演讲不断强调自己是受到深层政府和政敌攻击的对象，尤其是所谓的“左翼阴谋”和“政治迫害”。特朗普将这些法律问题描述为他作为反建制候选人所面临的牺牲，进而在选民中激发对他的同情和支持。

在2024年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遭遇了两次暗杀未遂事件。暗杀未遂事件使特朗普能够将自己塑造成政治暴力的受害者，强化他此前所宣称的“被政治迫害”的形象。他在竞选活动中利用这一点，宣称自己为民主和国家利益而“挡子弹”，以此激发选民的同情和支持。

总的来说，特朗普能够在2024年再次当选，背后是他强大的选民基础、有效的竞选策略、媒体操作的高效利用、对经济和文化问题的准确把握、以及美国两党制和选举人团制度的特点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作用。

全球化、移民与MAGA

全球化给美国，尤其是中下层白人群体带来了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很多方面是负面的，导致他们对全球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全球化导致制造业衰退与就业外流。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许多美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将制造业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墨西哥和其他亚洲国家。这导致了大量美国中下层白人群体的工作流失，尤其是在传统的工业州（如俄亥俄、密歇根、宾夕法尼亚等）。这些地区原本是美国制造业的中心，拥有大量蓝领工人，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失去了大量的工作机会。

在许多行业中，随着制造业的外包，剩下的职位通常薪资较低，要求技能较少。这使得很多曾经在工厂、钢铁厂、汽车厂等领域工作的工人不得不接受收入较低、待遇较差的职位，导致他们的生活质量下降。

直接后果是地方经济萎缩与社区衰退。许多以制造业为支柱的城市和小镇受到了全球化的严重冲击。当这些工厂和企业迁移到国外后，许多地方的经济陷入困境，失业率上升，生活水平下降。这些城市和小镇的居民，尤其是中下层白人，面临着更高的贫困率和社会问题，如犯罪率上升、社会福利需求增加等。随着工作机会的减少和收入水平的停滞，很多人在经济上难以取得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阶层固化，贫困代际传递的现象更加严重。

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距加大。虽然全球化促进了技术、资本和信息的流动，帮助一些高技能工人和大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它并未惠及所有美国人。中下层白人群体，尤其是低技能劳动者，往往未能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中受益。相反，他们面临的是工资停滞，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在劳动市场上难以找到具有竞争力的职位。

一方面，高技能的技术工人、金融行业从业者、经理人等因全球化获得了更多机会，薪资水平逐渐提高；另一方面，低技能的传统工人群体却失去了保障，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许多中下层白人感到自己在这种变化中被边缘化。

全球化不仅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还带来了文化的变动。随着移民潮的增加，以及全球文化的融合，美国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许多中下层白人选民感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受到威胁。尤其是他们看到自己的社区逐渐改变，外来文化、语言和宗教影响日益加重时，产生了强烈的文化焦虑和认同危机。

随着全球化使得美国中下层白人群体的经济地位下降，许多人认为他们曾经相信的“美国梦”已经破灭。他们认为，过去通过努力工作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如今却面临着工作外流、收入停滞和家庭不安定等问题，这让他们对美国社会的公平性和未来感到失望。

除了经济，人口的种族结构也是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2024估计数据，主要族裔中，美国白人（非西班牙裔）占58.4%，拉丁裔（即西班牙裔）占19.5%，非裔占13.7%，亚裔占6.4%。图表是1990年以来美国人口种族分布。

而在1990年，美国白人占75.6%，拉丁裔占9%，非裔占11.7%，亚裔占2.7%。35年间，白人比例持续下降，从1990年的75.6%下降到2024年的58.4%；西班牙裔增长显著，从9%快速增长到2024年的19.5%，成为最重要的少数族裔群体；非裔人口稳定增长，所占比例基本保持在12%-13%之间；而亚裔快速崛起，占比从2.8%增长到6.4%，主要得益于高学历和技术移民政策。美国人口普查局预计，到2045年，白人将不再占多数（即人口比例少于50%）。

图表1：美国种族占比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

人口种族构成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移民和出生率。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来源地的变化直接影响种族构成。历史上，19世纪的欧洲移民为白人比例奠定基础；20世纪后半期，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显著增加。而拉丁裔和部分亚裔群体的出生率显著高于白人和非裔群体，推动了他们在整体人口中的占比上升。

全球化对美国中下层白人群体的影响总体上是负面的，特别是在制造业工作流失、经济不平等加剧、地方经济萎缩以及文化认同危机等方面。而美国白人在人口占比中越来越低，加剧了他们对全球化和现代社会变革的反感，并推动了对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的支持。

特朗普的MAGA竞选纲领正是迎合了中下层白人这一部分选民的情感和需求，承诺通过取消贸易协议、限制移民、推动制造业回归等措施来恢复他们失去的经济和文化地位。

此外，废除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也是特朗普2016年竞选纲领一个重要部分。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明确表示，他反对平权行动，特别是针对高等教育和就业领域的种族配额政策；平权行动本质上是“逆向歧视”，主张通过废除这类政策来让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而不应当因为种族或性别而优待或歧视某些群体。他认为，这种政策“反而扼杀了机会”，并且对非洲裔和拉丁裔等少数族裔群体并没有实际的帮助，反而给白人和亚裔群体造成了不公平的待遇。废除平权行动对特朗普的保守派支持者和中下层白人选民来说，这一立场符合他们对公平竞争和种族平等的理解。

特朗普2.0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应对

在特朗普的2024年核心竞选纲领中，移民和减税等政策对中国没有直接影响或影响不大，而关税和贸易政策则对中国有直接影响。

再次当选的特朗普或将对进口商品、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商品施加更高的关税。他曾表示考虑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全面性关税，并针对中国商品征收60%或更高的关税，甚至在底特律演讲中夸张地提到可能对中国车企在墨西哥的车厂施加高达100%、200%的关税，以确保此类车厂的产品无法流入美国。

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和对华强硬。从履历和以往公开发表的言论来看，他提名的内阁成员具有一个突出特征：他们是一群既忠于特朗普又年轻的反华鹰派人士。这批心腹的构成表明，特朗普在其人事布局中强调了对华强硬立场的持续性和深度。可以合理预测，在接下来的任期内，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将明显倾向于强硬路线，这一整体基调或将在未来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得到明显体现。

在特朗普上一轮任期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先后通过“2017年特别301报告”将中国纳入“优先观察清单”、对中国发起“301”调查。2018年6月至2019 年12月，特朗普政府对华施加了大范围关税政策，先后进行了5 轮行动，对中国共计5500 亿美元的商品征收了关税。

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简称 PIIE）的测算，这导致美国对进口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自2018年初的3% 大幅提升至2019年9月21%左右的高点；后于2020年3月开始降至19.3%附近，仍处于较高水平。

借鉴历史经验，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虽然拖累2019年总出口增速降至0%附近。但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相对可控，2019年经济增速较2017年下降0.9%至6.0%。考虑到目前中国出口结构已有明显调整，对美出口依存度已自2017年的 19%降至目前14.7%，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边际影响将有所弱化。

特朗普对贸易逆差相当敏感，他的贸易政策的目标是把美国的贸易逆差降到0。图表2是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差额。2024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3610.32亿美元，占中国总贸易顺差9921.55亿美元的36.4%，占中国2024年GDP（据IMF 估计为18.3万亿美元）的1.97%。如果对美贸易顺差真的降到0，那么对中国的出口和经济都会有不小的冲击。

图表2：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差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iFind

根据PIIE测算，特朗普本轮关税政策对中国实际GDP增速的拖累幅度平均在0.2%-1%，对美国实际GDP增速的拖累幅度平均在0.1%-0.4%，对美国通胀的影响平均增加0.25%-0.6%。

作为中国应对美国加征关税的措施，首先是扩大多元化出口市场。深化与东盟、欧盟等市场的贸易合作，减少对美出口的依赖。加快“一带一路”倡议，拓展新兴市场（如非洲、中东、拉美）的出口份额。加强与RCEP和CPTPP成员国的经贸合作，利用区域贸易协定降低关税壁垒。

其次是拓宽转口贸易渠道。在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到东盟和墨西哥，东盟和墨西哥到美国的转口贸易呈现出明显增长的趋势。中国通过东盟和墨西哥等地再出口到美国，以规避中美贸易摩擦对直接贸易的限制。这一转口贸易模式的兴起，也为中国周边和墨西哥等经济体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然后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优化全球供应链布局。通过对越南和墨西哥等国的直接投资建厂，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并拓展海外市场，可以实现全球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规避美国加征的关税和设置的贸易壁垒，提高整体的抗风险能力。

特朗普加征关税的主要目标是把制造业带回美国，从而提高美国中下层白人的就业率。可以在减少对华关税的前提下进行务实合作，中国企业直接到美国投资建厂，带动美国制造业复苏。中国可通过投资、技术合作等方式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为美国创造就业，助其重振本土经济。中国制造业优势可以补充美国供应链，帮助双方在经济议题上达成互利共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