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货币国家：三体困境

作者：Sam Hart、Laura Lotti、Toby Shorin；编译：Block unicorn

《动力学：行为的几何学，RalphH. Abraham和Christopher D. Shaw（1992年）》，体现了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加密货币的初衷是建立不会腐朽的机构。然而，从DAO到加密网络国家等各种尝试将这些结构嵌入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我们借鉴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的法律理论来解释其中的原因。协议设计者与市场和代码一起工作，但经常忽视社会规范和法律本身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制度功能。缺乏这些调节功能极大地限制了可以培育或强制执行的亲社会行为的形式。

从无国家货币到加密国家

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一个新的机构不信任时代。公众被迫面对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货币体系本身不再符合他们的利益。占领运动是公众不满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其他人则转向比特币，并寄希望于由自执行软件驱动的不可腐败货币，作为替代法定机构的选择。

然而，在我们曾经讨论将货币与国家分开的时候，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加密国家和宪法。在加密领域，政治修辞已经从回避国家转向模仿国家，以民主投票模型和公共物品作为主要关注点。支撑这种变化的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加密是下一个“利维坦”，在实现不可变权利方面可与国家相媲美。据一些人称，区块链将用可靠的中性化去中心化的加密基础设施取代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从而允许创造独立的产权和“网络国家”。

Block unicorn注释：《利维坦》（英语：Leviathan），又译为《巨灵论》，全名为《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权力》（英语：Leviathan or The Matter,Forme and Power of a Common 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是托马斯·霍布斯于1651年出版的著作。“利维坦”原为《旧约圣经》记载的一种怪兽，在本书用来比喻强势的国家。该书系统阐述了国家学说，探讨了社会的结构，其中的人性论、社会契约论、以及国家的本质和作用等思想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是西方著名和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著作之一（词条来源维基百科）。

在我们庆祝通过软件进行制度形成的实验时，为了演练18世纪的激进政治，这些努力忽略了国家的核心特征：法律的调节权力。当硅谷银行破产时，国家可以单方面采取行动来保证其存款。而加密则没有这样的功能，当协议被黑客攻击时，每个人都会失去他们的钱，只有在多数人提案投票进行网络分叉来恢复用户的资金。

对法律的抗审查不可变性是加密的最大成就，也是其最大的弱点。通过抵抗法律的无所不包的影响，它在加密中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实政，一个权力按照不同规则运作的空间。然而，在剥夺法律的同时，加密协议面临一个三体问题。1）社会规范、2）市场、3）代码各自都有其自己的调节逻辑，经常发现它们发生冲突。在这个新颖的棋盘上，协议设计者的意图可能会受到破坏，导致不良的制度行为、道德困境和矛盾的治理政策。

试图加强规范调节维度的干预措施显示出解决这些限制的潜力，但它们往往被硬编码的市场激励的首要地位所压制。也许加强规范性自我调节的答案，可以在已经存在的文化背景中找到。

监管国家（社会规范）

虽然软件可能正在吞噬这个世界，但这已经是一个已经被法律所吞噬的世界。通过法律，人类成为具有权利的法律人，"自然"被定义和保护，法律努力在海陆之间维持秩序。法律无处不在且具有塑性，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技术。尽管法律的性质仍然是学术争论的对象，但它的主要特征显然是对行为的调节。法律规定了维护公共价值观和保护自由的行为标准。同样，法律通过实行制裁来阻止或惩罚有害行为。

国家法律并不是调节res publica（公共事务）的唯一力量。在他1998年的里程碑式文章中，劳伦斯·莱西格讨论了共有四种力量——法律、市场、社会规范、建设环境的结构——来管理日常生活。1）法规规定了社会上可以接受的行为；2）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调节经济交流；3）而建设通过界定空间和引导人和信息的流动来起作用。4）最后，法律通过机构特权和执行手段来调节行为。这些力量共同决定了可能性的空间，考虑到物质、社会和经济的环境。"我们人民"只是这四种调节权力的"可怜的点（可怜人民）"。

对于这个“可怜的点”，制约行为的四种调控模式，改编自Lessig 1998。

在这四种力量中，法律在国家内占据着至高的地位。Lessig试图说明法律如何通过影响其他调控力量来达到自己的调控（也可以说监管手段）目标。例如，当日本对外国大米征收高税收时，确保了日本消费者食用本土种植的大米，法律通过市场进行调控。在全球大流行病期间，我们都熟悉围绕口罩佩戴和疫苗接种而形成的公共卫生宣传活动：这是法律通过制定规范政策进行调控。至于技术是否构成我们数字“建设环境”的一部分，法律也试图对其进行调控。

然而，通过其他力量进行调控的权力，往往变成了对所有事物进行调控的权力。以数字千禧年版权法案（DMCA）为例，该法案将绕过数字版权管理锁定的内容访问视为非法行为，加强了数字盗版的灰色市场。虽然DMCA是一项备受争议且最终未能成功的政策，但它揭示了法律扩张的倾向。法律倾向于扩大自身的规模，调控新的技术和社会现象，即使立法者尚未充分理解它们的重要性。

社会契约理论的建构者，其中包括格罗提乌斯、洛克和卢梭，不可能预见到法律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法律的主导是不可避免的，法律不仅仅是对行为的惩罚和限制；它也可以赋予权力并提供保障。通过法律，少数群体的权利可以得到保护，各方之间的冲突可以得到裁决。尽管法律并非总是在追求正义的方向，显示向上的曲线，但法律仍然提供了一种被感知为中立的基础层，包括为公民更新游戏规则的明确途径。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如果国家是成功维持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的人类社群，那么法治就是国家用来确保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的工具，Lessig本人对他自己思想的影响持谨慎态度：

该学派的调控是全方位的，它是使文化为权力服务的努力，是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每个空间都受到广泛控制；控制每个空间的潜力是其目标。

但今天，国家的主权正受到挑战。尽管这个过程在加密货币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但区块链将这场斗争升级到一个全新的层次。实际上，由国家、联邦储备系统和“大而不能倒”的银行组成的监管体系正是加密货币所破坏的。然而，为了理解区块链如何引入一种新型监管体制，我们需要转向它们的根本创新：抗审查性。

法律通过其他力量发挥作用，通过它们进行调节。

抗审查性等于抗法律性

虽然国家仍然是声称其调控权威是唯一合法的社会主体，但一系列竞争的利益、技术和规模经济侵犯了法律的所谓主权。国际商业越来越多地通过私人争议解决中心进行，而不是通过国际协议。与此同时，全球金融与软件的联盟挑战着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当伊丽莎白·特拉斯计划削减500亿美元的税收导致英国债券市场崩溃时，她在担任首相仅44天后被迫辞职。但如果国际金融形成了新的调控机构，那么在权力和影响力方面与之相匹敌的是互联网。

自诞生以来，全球网络的“架构”使当代治理的格局变得更加复杂。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沟通媒介，更是新调控力量的传输层。网络计算使得新的规范、市场和架构在多个抽象层面上得以创造和扩展。例如，社交媒体平台拥有其自己的半自动言论自由政策，与国家的政策无关；而社交媒体的内容包括独立的规范体系，包括在网络上的“信仰（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的饮食。远程工作为公民权利套利提供了新的机会，而互联网传播的亚文化创造了与任何国家认同一样强大的想象中的社群。即便在法律与互联网紧密结合的地区，如中国等地，国家法律通常也需要迎头赶上。

爱沙尼亚的电子公民卡，可通过在线申请获得。

15年前，一位新的竞争者进入了竞技场：加密货币。在某些方面，加密货币协议重新演绎了互联网的监管创新。但它们还概括了之前网络技术（如BitTorrent和PGP）的抗审查特性。加密货币协议无法被中间人或更高层机构篡改，尽管法律的长臂可以迫使Facebook公开我们的直接消息供检查，或者查封盗版电子书的托管，但只要有矿工在运行节点，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资产就是可访问且不可剥夺；计算状态是不可逆转，换句话说，这些协议不尊重法律。加密货币协议是一种无需或验证国家当局的货币和合同媒体。它们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监管机构，不仅对审查具有抵抗力，而且对法律本身也具有抵抗力。

这并不是说加密协议仅仅是用于犯罪、无法无天的技术。对法律的抵抗力也是推动通过设计从头开始的可信中立机构——货币系统、银行和公共资源，从而改善传统组织和解决社会协调问题的积极愿景的动力。因此，所谓的“抵抗法律”是指比特币和随后的加密协议对在Lessig的模型中作为普遍总体运作的监管基础框架的抵抗力。随着区块链抵制国家法律，它们也建立了自己的监管体系。在法律无法干预的情况下，剩下的三种力量可以自由地调控加密协议的制度生态，没有一个统一的仲裁者，让我们来看看协议可能产生的一些新颖的制度动态。

三体调控问题

在法律缺失的情况下，软件架构、市场、规范之间不受控制的相互作用是我们所称之为加密三体调控问题的原因。

1. 加密协议由一个在技术上编码的架构组成，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加密协议是开源且无需许可的，这意味着任何世界上拥有互联网连接的人都可以访问它们。它们以确定性方式处理计算，并对颠覆协议的高度复制状态引入了显著的阻力。在交互界面方面，协议架构受到严格的限制：它们只为交互提供有限且专门定义的便利性（例如应用二进制接口）。这是理解协议调控体系的关键之一：参与加密调控体系意味着最终与智能合约或区块链代码进行交互。

2. 加密协议受全球 24/7 市场的推动。当用户与加密货币互动时，他们通过硬编码的市场结构的确定性逻辑进行，这些结构包括代币供应、奖励函数、债券曲线、借贷和汇率、自动做市商等，共同构成第二个调控体系。区块链状态通过发送交易进行计算的要求意味着某些市场和架构（如以太坊）是紧密关联的。正因为如此，许多加密市场仍然逃避法律监管，因为法律无法撤销已处理的交易。市场和可编程代码的融合，还解释了为什么激励机制成为协议设计的理想选择和“利益相关者对齐”的首选工具。

3. 最后，我们有一个社会规范层，由多层次的链上和链下通信渠道共同构成，我们通常称之为“空间”。加密社区充满了各种亚文化：密码朋克、赌命交易者、平台合作主义者、各种形式的活动家、电子女孩、新生基督徒、后互联网艺术家、新理性主义者、有效利他主义者以及各种风格和速度的加速主义者。每个群体都带来了自己的规范，许多人设计了基于协议的项目以适应他们的政治立场。虽然每个微观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特征，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共享一点：坚持自我管理主义和反制度主义的精神。这种规范似乎是吸引不同群体首次接触加密的一部分，甚至让本来可能成为银行家的人变成了P2P现金的倡导者。

因为调控力量相互影响，不同的组合会对给定系统的主导激励和长期社会发展产生影响。Lessig指出，调控力量有时可以相互“替代”：例如，使用减速带和交通圈等交通工具，可以达到比警察开罚单更具有效果，但在没有法规的统一调控力量的情况下，替代的能力会大大减弱。

加密货币缺乏这种整合力。没有根基法规逻辑将对公正的集体概念转化为可以在所有领域实施的调控策略。在其缺席下，规范、市场和架构的不稳定相互作用产生了新的、常常令人惊讶的制度行为。让我们看看这个三体问题在几个协议背景下是如何发展的。

案例研究：Curve的制度化贿赂

Curve是一个DeFi协议，以固定的频率分发奖励。收益根据时间锁定的质押计算分配：用户的代币乘以锁定期确定了他们在向特定池提供的激励方面的投票托管（ve）权力。

相关的是，Convex协议旨在为CRV质押者和Curve LP提高奖励，实际上为投票创造了一个二级市场。通过Convex，需要流动性的市场参与者可以向已将资金锁定在Curve的用户支付费用，以引导其流动性投票权。因此，社区已经采用了黑市和贿赂的术语来描述这个系统，这实际上描述了Curve/Convex协议的核心制度逻辑，为如何与其互动设置了准确的期望。

Curve展示了协议作为制度框架的新颖之处。在没有人类管理的情况下，编程激励和自由市场的结合引入了一种在法律环境中明确禁止的制度行为——贿赂。因此，社会规范被重新定位以验证和复制这种模式。换句话说，规范变得与市场激励难以区分。这些激励被接受和规范化，从事实上的角度来看，没有人试图限制或改变这种动态；它被简单地允许运作。我们提到这个例子并非为了支持贿赂或验证veToken机制，而是为了指出协议的核心逻辑和其流行理解实际上是一致的。

虽然加密领域存在许多独特且有时值得质疑的制度逻辑的例子，但这个案例既展示了协议调控影响的便利性和局限性。随着所有三种力量的对齐，甚至贿赂也可以被视为可以接受的结果。但在调控力量之间并不总是和谐的，例如，在NFT版税的争论中，所有三种力量发生冲突。

案例研究：NFT版税的侵蚀

许多流行的ERC721 NFT实现采用了硬编码的版税，每次NFT转售时都向原创作者支付一小部分费用。这是一个旨在满足特定规范主张的市场结构：创作者应该从他们创造的价值中获得回报。一些最大的NFT市场和协议尊重这些版税，甚至给用户提供选项，以向原创作者添加额外的小费。但是，加密的开源、无许可架构使得可以在其他智能合约中“封装”这些NFT，然后可以出售并解封，从而避免支付费用。

当NFT市场Sudoswap和Blur推出时，它们的设计者选择实施这些变通方法，无视现有规范并削弱其他交易平台。这种竞争行为迫使OpenSea，最大的NFT市场，也效仿，使版税支付成为可选项。这个故事以不愉快的结局告终，加密热衷的艺术家感到被媒介和流行市场背叛。市场结构可以设计得符合规范，但无法被强制执行。

协议设计者经常假设市场、代码和规范将按照他们自己的计划和谐共存，通常会与之相反。与特定司法管辖区的普遍一致的立法不同，协议的领域是无政府主义和无序。具有不同规范的协议竞争资源和注意力，利用激励措施相互攻击，或在偶然的黑客攻击、或在“操纵性拉盘”中崩溃。在NFT版税的兴衰中，智能合约仅在短暂时间内强制执行了费用支付；最终无法抵御无许可元游戏引入的偶然性。所有合同都是不完全的，但智能合约尤其如此。在这里，技术基础设施的一个方面被证明是支配地位的。

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试图使用其他受国家启发的工具，比如宪法、角色任命和主观规则，通常会徒劳无功。让我们看一个更多情况，智能合约推翻了其他制度设计模式的案例。

ENS是一个具备国家特征的协议，拥有ENS DAO宪法、“民主”治理流程和公共商品强调等特征。这些工具表明了对利益相关者的更大承诺：ENS社区的规范和价值观通过协议的制度行为得到体现。

当ENS联合创始人Brantly Millegan在5年后的2021年的一条令人讨厌的推文再次浮出水面时，引起了加密社区的愤怒。Brantly Millegan歧视同性恋，ENS社区希望投票将他解雇，最终ENS代币持有人进行了投票，将他从ENS Foundation（一个在开曼群岛注册的法定实体）的职务中免职。撇开行动是否合理不谈，有趣的是ENS代币持有人的心照不宣的规范期望与协议机制所允许的之间显而易见的不一致。

将Millegan从基金会董事会罢免的投票的一个有争议的特点是，该提案未能通过的部分原因是由于Brantly本人投票反对该提案。如果没有Millegan作为最大的代表的投票，大多数的投票将会引发他的免职。尽管ENS社区的许多人预期Millegan会弃权，但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社会规则，如公司章程，必须必然地位于协议之外。ENS“宪法”并未考虑到这种情况，ENS空投参与者必须签署该宪法以领取其代币，同时这类意外情况也没有被设计进投票系统中。

尽管协议能够规范某些行为，并不意味着它们具备国家的全部调控能力。例如，像章程、宪法和行为准则等语言规则在法律的追溯执行机制缺失的情况下极为脆弱。法律机构利用这些文本来推断合同参与方的意图，而协议却没有这样的能力。

协议包括各种固化的架构特征以促进协调。同样地，通过可编程控制创建数字产权使得各种无需许可的市场得以实现。然而，当一个协议转向更加由社区运作并承担更复杂的管理职能时，社会性挑战也变得更加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冲突无法仅通过程序化的经济激励来解决，还需要额外的与社区价值观相关的自由裁量逻辑。简而言之，在这三种力量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时，它们无法通过传统的法律手段来解决。

回到代码问题

我们已经演示了通过配置有效力量来规范行为的制度，以及在法律缺失的情况下，加密领域内的行为动态是调控不稳定性的结果。尽管法律可能并非完全自洽，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单一的司法表面，通过它可以改变所有其他调控力量。与国家全面的调控系统相比，在加密协议构成混乱的拼图中，人们的生活更加脱离和充满风险。这并没有阻止勇敢的人们将他们的资产迁移到数字之国，但加密公民如何应对3体制度经常产生的矛盾结果呢？协议可信地执行自由裁量原则的能力远不如国家发展得那么成熟。

读者们会注意到，在上述探讨的三个案例中——Curve、NFT版税和ENS中，制度行为趋向于“回归到代码”。我们指的是，无论规范在协议生态系统中扮演什么角色，制度和用户行为的最终决定因素都是编码架构和市场激励。在Curve中，我们看到“贪婪”行为是一种通过购买选票机制实现的合法社会规范。在NFT版税中，我们看到艺术家支持的版税在价格战中崩溃。而在ENS中，内置的代币投票系统推翻了ENS社区对Brantly Millegan撤职和弃权的规范立场。当规范行为无法强制执行时，它往往会回归到其他调控力量所赋予的行为。然后，与现有架构相对应的新社会规范就会占上风。

一些人认为这种回归现象是加密领域的基本政策：“协议的代码和市场结构允许的任何行为都是合法的。”尽管这种观点很少以这样直接的方式表达，但在加密用户中相当普遍。在Curve案例中，这种观点确实存在。当人们捍卫黑客有权利利用设计不善的协议时，这也是表达这种观点的时候。正如Mango Markets的黑客声称的那样，他的团队只是“运营了一种高利润的交易策略”。

然而，回归到代码并不总是产生合法的结果，因此它不能一直成立。在前面探讨的案例中，协议裁定的合法性恰恰是问题所在。例如，无法保护艺术家版税是否是一个良好的结果并不清楚。许多人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架构上的缺陷，被不道德的交易者利用，绕过了设计者的良好意图。

回归到代码侵蚀了社会规范，这一后果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加密产生厌恶。即使协议履行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如提供负担得起的汇款和逃离通货膨胀的体制，但在外界看来，“这个领域”似乎贪婪且充满欺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加密似乎与所有先前的人类制度有所不同。它不仅仅是“无法无天”，而且是一个“无规范”的区域，在这里，道德被搁置，即使当前的意图是支持各种社会组织的弹性。

HEX 代币是庞氏经济学新学科的早期例子。

因此，普遍认为协议允许的任何行为都毫无疑问是合法的信念显然是有害的，但这种有害观念背后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可信中立原则。根据可信中立的原则，协议的公正性意味着在其范围内发生的所有行为都是有效的。这不仅包括有争议的治理结果，还包括在技术上是允许的并且以中立和无需许可的名义容忍的黑客或诈骗等社会违规行为。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坚持审查抵抗作为一项基本技术特性。然而，需要在某处留有设施以防止用户受害。唤起可信中立不应该主要是降低问责制和让用户陷入风险的影响。打个比方，一个人可以支持网络中立，即非歧视性的数据包传输，而无需将黑暗用户体验模式强加给用户。因此，问题在于在何处以及如何应用这种调控力量？任何这类消费者保护工具最终都必须由协议参与者（界面、中继、求解器）自我调整，这些参与者对用户负有责任。

在可信中立的讨论中，一些协议设计者和用户希望将规范成为加大加密自我监管功能的一部分。鉴于规范性监管的有效性不足，一小部分自我监管方已经站出来推动不同形式的社会福祉。在以太坊生态系统中，两个机构特别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公共物品项目Protocol Guild和私人侦探ZachXBT。

通知其他人有关骗子和取消上线骗币前端界面的用户是基于道德立场行事，旨在保护其他人。ZachXBT是一个在链上进行研究的知名人物，他记录并揭露以前加密社区对其视而不见的骗子。虽然ZachXBT只是一个参与者，但NounsDAO对他的资助投票可以被看作是对规范性阻止恶意行为的广泛尝试。实际上，NounsDAO已经认可了一位加密本地的“社区安全官员”，巩固了行业规范，使骗子更难以建立业务。

另一方面，ProtocolGuild鼓励亲社会行为。Protocol Guild是一个公共物品项目，旨在为以太坊核心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持。运营者不是利用协议机制和激励来宣传自己，而是在幕后努力在加密项目之间创建社会联盟。赞助项目选择共同肩负起资助它们都依赖的核心开发的责任，促进了一种慷慨和互利的理念。

Nouns对ZachXBT和Protocol Guild的赞助是加密行业自我调节以限制其最坏可能性的少数可行例子之一，通过培养正确性的规范：分别是使web3成为安全环境和支持以太坊核心开发。这些规范并不源自可信中立，而是介入关键的生态系统范围问题的有主见的公民美德。此外，Protocol Guild和NounsDAO通过它们直接控制的资源和用户接触点实质性地证明了这一立场。在这两种情况下，资本配置机制将规范承诺提升到可量化的财务激励之上。它们表明，即使没有法律，也有可能就规范建立共识并促使遵守。简而言之，技术协议本身并不是唯一的答案，而是作为更广泛的社会协议的基础。

空间的限制

尽管Protocol Guild和ZachXBT等努力在推动积极规范的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我们认为它们代表了建立在可信中立社会基础上的社会协议的极限。这个文化沙漠是一个不适合构建新社会规范架构的地方。这两个努力都是完全自愿的，而整个加密“空间”并不共享他们的公民美德观。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DAO走错了方向：因为加密语言从未根植于特定的社会议程，所以“DAO工具”的创建者在探索自己的制度可能性的元循环语言中迷失了方向。“DAO是什么？”是一个从未被解答的问题。同样，构建“加密国家”是一个不可能的幻想。一个国家是一个法定管辖区和一个有着共同身份和文化的人群；而一个加密协议是一种制度技术，这个“空间”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

加密货币被视为一个“空间”进行构建的观念是其成功的最大限制。这种看法在加密领域根深蒂固，即使在渴望“吸引下一个十亿用户”的愿望中也是如此。正如我们所展示的，当今加密领域中不适用于大规模采用的错位的监管结构已经完全不再处于“早期阶段”。如果加密的唯一目标是建立一个非国家的财产系统，那么它已经取得了成功。但它仍然远未能够产生嵌入并促进社会生活的非国家机构。加密需要走向人民，而不是相反，这需要彻底改变方向。

与多年来把所有事物都搬上区块链的趋势相反，加密需要大幅减小范围，并创造一个更加丰富和活跃的社会背景。换句话说，加密的三体调控问题的根本原因不仅是技术基础设施的不足，还要分离文化本身。加密是对整个充满裙带关系的金融部门的银行挤兑，但这种资产流动应该是投入到本地社区，而不是进入抽象的数字“空间”。从将现实世界资产“上链”的说法，到试图通过数字抽象单独改变世界的再生金融尝试，该行业中的许多人往往误解了问题的实质。

问题不在于如何将规范或社会议程添加到加密“空间”，而在于如何将加密与更广泛的制度生态结合起来。当我们想象一个更融入社会生活的加密时，我们不是想象通过屏幕访问的不相关的经济，而是想象那些与我们日常制度更无缝地集成、支持我们已经生活的互动、组织和社交生活的非剥削性交换媒体和真实价值生产。如果回归到代码是唯一的约束规则，这类机构根本无法成长。

自由市场、无许可协议的前沿将永远是不可管控的。但随着法律侵犯加密的法律灰色活动，点对点数字机构的生存空间正在迅速减少。令人费解的是，可靠的非国家机构的最初密码朋克愿景可能仅通过与比加密本身更丰富的文化接触而生存。如果是这样，这个下一阶段肯定将需要超越激励和智能合约的协议。

斯蒂芬·威拉茨——我们的人际之家1990：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我在柏林工作时，我主要与住在城市西侧现代公寓楼里的人们一起工作——我开始注意到，在这些公寓里，人们周围都有一些物体，这使得他们感觉现代；“当下”。它们不一定是沉重的设计对象，但它们是存在于他们的私人社交空间中的对象——这些对象让他们觉得他们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保持联系，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具有纪念意义——而不是就像包含社交空间的建筑一样。

我对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二分法产生了兴趣：“人和物体”以及“人作为物体”的概念。于是我开始记录这些想法，然后我偶然发现了位于费尔特姆的 Home Court 建筑，它被认为是当时西欧最大的单体住宅项目；一个残酷、没有灵魂的地方，完全表达了人作为物体的观念。当然，这个广阔地方的个人过着复杂的社交生活，但建筑本身的视觉语言是一种简化的、高度制度化的语言。

与此同时，我一直在使用现代主义物体创作一些静物画：再次审视物体和人之间的争论，以及物体作为不朽的想法，然后我从那里开始制作一系列将物体放置在三种不同的人际网络，每一种网络都会产生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感知建筑物内的关系——例如，冲突网络或交换网络等等。结果就是这三个小组的作品。背景是主场的照片，前景是我在公寓里发现的几组时钟。这些时钟带有内置的时间概念和时间的流逝：然后我将它们排列到这三个网络中，展示了观察那里生活的三种不同方式。